大明朝的死弯儿-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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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汪承诏把你招来的呢，赶紧走赶紧走，免得皇上到时候怪罪下来你我都担当不起。丁启睿赖着不走，汪承诏就把汉、津一带的大小渡船都藏起来，不给丁启睿使用，丁启睿带着大队人马徘徊了三天，竟硬生生无法入楚。没有办法，他只能往河南方向去。可走到河南省界附近，他听说张献忠在光山、固始一带活动，人马也不多，就决定此生以对付张献忠为己任。反正皇上叫他剿豫贼又没说是哪个豫贼。剿李自成是剿，剿张献忠也是剿。既然碰上了，那就先剿张献忠再说。于是丁启睿开始行使督师之职，命令在南阳的左良玉赶赴麻城，以对付张献忠。可怜开封守军天天跑到丁启睿面前哭，求他赶快增援开封，可丁启睿却总是苦口婆心地跟那些报急信的守兵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等我消灭了张献忠再说吧。
面对这样的活宝，崇祯简直是要无语了。大明之怪现象他见得也不算少，但怪到如此匪夷所思的程度，他还是头一次见到。
大明无人啊。大明无人啊。
当然如果仔细拨拉拨拉，大明还是能找到一个人才的。
这个人才不在朝堂之上，而是在监狱里。
他就是已被关了三年之久的边才孙传庭。当年这个孙传庭在解了京城之围后哭着喊着要回陕西而被崇祯一怒之下扔进了大牢。但是三年后的今天，崇祯在回首往事时，觉得孙传庭除了“迂”一点，倒没有什么大过错。
重要的是他有才。
在这个时代，有才的人比有财的人要稀罕啊。
崇祯决定宽宏大量一把：放孙传庭出来为国效力。孙传庭被重新起用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即日起赴中原前线作战。
但是在监狱里关了三年的孙传庭看上去反应有些迟钝。他没有即日起赴中原前线作战，而是即日起与崇祯开始理论。孙传庭认为，当前明军的主力部队只有三支；辽东边防军、湖广左良玉部，还有就是他手下的这支秦军。这三支就像三角形的三个支撑点，只能各保一方。如果轻易移动这三点当中的任何一点，很有可能带来难以收拾的后果。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让秦军入中原，而是要左良玉部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近解开封之围。
崇祯领教了孙传庭的理论后倒吸一口冷气，这个犟驴子，关了三年还是那个老观念：守着秦地不动窝。不行，绝对不行！我不管你是三角形还是四角形，开封是要力保的。
孙传庭无奈，只得西出潼关。
他不能不领情，皇上的情。皇上在关了他三年之后说放就放还委以重任，他没有拒绝的道理。
这是为人臣子的宿命，也是为人臣子的悲情。孙传庭在崇祯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屡战屡败，最后不仅没有解开封之围，还把潼关也丢了。在潼关之战中，孙传庭死于乱兵之手，最后搞得连尸体都找不到了。
大明最后一个有才的人没有善终。
大明第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堡——潼关由此失守。潼关的易主对于李自成来说等于是打开了大明西部城市的潘多拉盒，他想取哪个城市那叫一个易如反掌。崇祯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在占领潼关后的第五天，李自成的部队占领了西安。李自成在此建都了，改西安为长安，建国号大顺。这样，在中国这块国土上，第一次出现大明、大清、大顺三足鼎立的局面。
李自成在控制了陕西全境之后，发誓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下达了进攻山西的总动员令。这时候已是农历年的十二月二十日，离崇祯十七年的春节，只有短短的十天时间了。
第二节 崇祯十七年大年初一
崇祯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了钱的重要性。
不仅仅是过年要用钱，打仗更要用钱。
往年，崇祯会把年过得体体面面，穷尽一个帝王的想象力，但现如今，崇祯再也过不起这样的年了。如果再把年过得体体面面的话，恐怕崇祯十七年将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了。
形势已是如此严峻，李自成急促的呼吸声已是清晰可闻。
必须把钱省下来用于打仗，必须保住大明最后的江山。崇祯决定过一个勤俭节约年。他不再安排歌舞节目，每天只吃两顿饭，吃饭时不再用金银做的碗，而是改用铜锡木做的碗。他还要求各大小官员不要再穿绫罗绸缎，甚至脸上不要表现太轻快的神情，要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想有时。整个大明王朝在崇祯的倡导下过了一个肃穆庄严低沉哀伤的年。
崇祯十七年的正月初一，仿佛是为了迎合肃穆庄严低沉哀伤的气氛，北京城刮起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劲的沙尘暴。在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漫天尘沙中，崇祯朝新一年的早朝开始了。
按照惯例，每一年的元旦早朝，都要举行皇上接受百官朝贺的仪式。今年虽然提倡过勤俭节约年，但必要的仪式还是不可少。况且举行这仪式也花不了多少钱——现在，崇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是：它得花多少钱？
但是崇祯很失望，他一大早就来到了皇极殿，可殿里只有一个懒洋洋的值班人员，并没有一个官员来上班。明明上班的时间已经过了啊，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呢？崇祯下令敲钟，敲得越响越好，要一直敲下去，敲出大明的精气神来。就这样，崇祯十七年大年初一的上朝钟一直敲了一个多时辰，文武百官们慌里慌张地从家里赶出来，来到了东西长安门，在崇祯哭丧着脸的逼视下，你拥我挤地来到了皇极殿，就像一支溃退下来的队伍，惊魂未定地开始了新一年的办公室生活。
都很忙啊，忙着收红包，忙着吃吃喝喝，忙着找退路……我大明还没死呢！我崇祯还有一口气在呢！怎么，就这么迫不及待，连上朝都不来了？大年初一，崇祯十七年大年初一，啊，这个钟当当当敲了一个多时辰，敲得这么急，这么让人揪心，为什么要这样？还不是你们不肯来，不愿再为这个王朝卖命了，是不是？竟要我崇祯苦巴巴地求你们来上朝，这是亡国之兆啊，这是亡国之钟啊，这是在给我崇祯送终啊！我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给我送终，这么多人，哈哈，这么多人……
崇祯说到这里双手抱拳，朝满朝文武连连作揖，满朝的官员吓得趴在地上不敢抬起头来。崇祯把眼泪一抹：我今天先把话摆这儿，照这个情势发展下去，不出一年，大明就玩完了！明年的这个时候，李自成会站在这里向你们问好，想必到那时，你们不会让李自成亲自给你们敲钟请你们来上朝吧？
皇上……我等永远誓死效忠皇上……
满朝文武哭声一片，这些官员们突然感到了巨大的恐慌，是啊，这个王朝要是突然死翘翘了，他们怎么办？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些个经典的问题正在拷问每一个大明官员。王朝在才有官员在，王朝倒，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没有人能作出清晰的回答。
崇祯镇定了一下情绪，坐回龙椅：誓死效忠？怎么个誓死效忠法？就凭这样的精神状态？好了，这问题也不多说了，谈点实际问题。李自成的部队已经攻到山西了，五十万人马啊，怎么办？要挡住他甚至要消灭他，我们就要组成一支百万雄师，组成百万雄师不难，难的是要筹措数百万军饷。大家也知道，这些年年年打仗，国库早就空虚了，钱从哪里来，大家出出主意。
无人吭声。
崇祯讥讽地：刚才还说誓死效忠，现在怎么，都不效忠了？
一个阁臣出主意了。他的话说得很不连贯，因为这个主意让他自己也吓了一跳。他建议皇上把私房钱（内廷的钱）都拿出来当军饷，这让崇祯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倒不是不舍得拿出来，而是觉得私房钱也没多少，拿出来也无济于事。再者说了，拿私房钱当军饷去打仗，在崇祯眼里是一个王朝穷途末路的表现，尽管他刚才面对百官言之凿凿，声泪倶下，觉得大明马上就要完了，但这并非是他的真实想法。他觉得只要硬拖，大明还是能拖下去的。这世界上万事万物，就怕一个“拖”字，都拖了十七年了，难道就不能再拖个十七年？崇祯心里突然对大明的前景表示出谨慎的乐观。
第三节 李自成急促的呼吸声
但是李自成却时不我待，他急促的呼吸声越来越响了。正月初九，李自成派人给崇祯送来了战书，告诉崇祯一场决战已经呼之欲出了，时间就定在三月十日，地点则是北京城。李自成的五十万大军将在这个时间兵临城下。
崇祯谨慎的乐观一下子烟消云散。
三月十日。
致命的三月十日。
一个王朝的三月十日。
如果从正月初十开始计算，那么大明王朝离这个生死攸关的时间点只有短短的六十天时间了。
崇祯又开始感慨了。
不能不感慨。
不能不抓紧时间感慨。
因为现在的情势之下，感慨也是感一次少一次了。
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
这是沉痛的感慨。
这是发自肺腑的感慨。
这是最后的感慨。
满朝文武又哭成一片，然后就是表决心，表忠心，哭着喊着要代帝出征。在众多真真假假的出征候选人中，崇祯的泪眼锁定在一个叫李建泰的阁臣上。这个李建泰是山西人，而现在李自成正在山西地面上攻城略地，李建泰为了保卫家乡应该不会磨洋工，并且李又是山西巨富，再联络几个有钱的山西商人，军饷应该不成问题。
就他吧。成也是他败也是他。大明只有一个李建泰。最后的李建泰。
出征仪式搞得那叫一个隆重，摆了十九桌。文臣九桌，武臣九桌，居中的一桌是御席。所有官员喝酒一律用金杯，他奶奶的，金杯也是用一次少一次了，总不能都留给李自成用吧。崇祯亲自为李建泰倒酒，连干三杯，还和蔼可亲地告诉他我们两个人就是一个人，搞得李建泰边喝酒边眼泪哗哗的，哗哗的眼泪掉进酒里，酒就成了注水酒，没什么味道了。但此时的李建泰心情复杂，根本无心去品尝什么味道。一个王朝的重量都压在了他身上，他都快被压垮了。
李建泰出发了，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午门外一直排到正阳门外。崇祯扶栏目送良久，直到李建泰越走越远走成了一只小蚂蚁，他才惆怅地回宫。
但是李建泰出征后却没有给崇祯带来好消息，他一路走得很不顺，各地方长官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李建泰的部队缺兵少饷，害怕他到山西地面来征兵征饷，纷纷拒绝他进城，搞得他带着人马在荒郊野地里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那叫一个又饿又渴。正月二十九，他的人马走到了广宗县城，实在走不到了，要进城补充一下给养，结果一个小小的广宗县令竟也敢阻止他进城，搞得他火起，发兵攻打了广宗县衙门，取得了他出征以来的第一场胜利。
接下来就是失败了。三月初五，和农民军交手，他兵败于真定，只好“战略撤退”到保定城，结果农民军猛烈攻城，李建泰在千钧一发之际想到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格言，毅然选择投降。这之后前程似锦，先后担任大顺政府的丞相、大清政府的内院大学士（再一次“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结果）。崇祯知道这一切后，再一次感觉自己所用非人。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在这样的时代，有人用就不错了。地方政府早已不听招呼，紫禁城里又有多少肯为他效忠的人呢？
誓死效忠是一句很响亮的口号。
但仅仅是口号。仅此而已。
在崇祯再一次陷入迷茫之际，左中允李明睿献上一计：迁都，把首都迁往南京，以图进取。
崇祯当然明白，以图进取是鬼话，和李自成划江而治形成南北朝则是目的。
如果迁都事成，那就等于把大明的半壁江山拱手让给他人。
这个，祖宗接受得了吗？
广大的干部群众接受得了吗？
特别是，作为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我崇祯能不能忍受这样的耻辱呢？
崇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尽管李明睿从大年初三开始就不断地给崇祯洗脑，希望他面对现实，冷静选择，毅然迁都，以图进取。但崇祯一直在拖——直到李建泰担任大顺政府的丞相之后，他才把迁都摆上了议事日程。内阁开始讨论李明睿的提议，内阁首辅陈演深沉地爱着他的祖国，反对迁都，但是胆子有点小，不敢直接出来和崇祯对着干，而是暗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上疏反对，这光时亨也是不怕死，上疏称南迁之议是“邪说”，要求“斩明睿以安人心”。李明睿当然不服，和他打起了口水战，一时间朝廷主迁派和反迁派立场鲜明，誓不两立。
崇祯当然明白，光时亨背后有人，这个人就是反迁派领袖、内阁首辅陈演。崇祯对陈演的不合作精神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