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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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但弘光皇帝昏庸无道，朝中马士英当政，士大夫们忙着争权夺利，搞得乌烟瘴气，就连督师史可法都仅仅只想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陈子龙这些极有远见的建议不仅仅没有得到采纳。

不久，南明朝廷党争再起，马士英为了阮大铖的任命与东林党和复社名士们大打口水仗。陈子龙的父亲曾经和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颇有交情。陈子龙为了平息党争，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任命阮大铖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党争重演。时势不可为，陈子龙的预言很快实现，他本人也很快被马士英、阮大铖排挤出朝廷。

陈子龙心灰意冷地离开南京前，叹息说：“及予归而政益异，木瓜盈路，小人成群。海内无智愚，皆知颠覆之期不远矣。”表明他已经明显感到将有覆国灭祀的危险。

归隐松江后的陈子龙是相当郁闷的。他的《山花子》一词写道：

〖杨柳凄迷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

读此词，很容易让人想到李后主，因为流露出强烈的悲叹，但李后主后期少用如此艳丽的词句。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陈子龙在词中表达的只是那一种绝望。什么都完了，彩衣没了，而玉楼也被虫子蛀空了，唯有无情的燕子得意洋洋，庆幸春天的到来。陈子龙自己恐怕也知道，尽管还有南明弘光政权，但以南明的腐朽，灭亡是早晚的事了。当时陈子龙的心中，恐怕也在滴血吧。

1645年夏天，南京陷落，弘光政权灭亡。满清一面派员招降江南未下各地，一面严令推行剃头改制。在这种民族危难关头，江南的士大夫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重考验。

江山骤然易主，士大夫们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部分文武官员于无可奈何之中遵奉清朝功令剃发归顺，其中有的是企图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有的是另有图谋，“发短心长”。另一部分人则拒不剃发，更多的人则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为复兴明朝而献身。

历史的进程是极为复杂的，士大夫们在矛盾的心理状态下作出的选择并不能真正反映当时的政治倾向。许多降清明朝文官官员后来在不同场合中都各自展开反清复明的活动。

弘光政权覆灭后不久，陈子龙在故乡松江和好友夏允彝一起举事，“设太祖像誓众，称监军给事中”，并联络拥有一支水军队伍的江南副总兵、威虏伯吴志葵（夏允彝曾经做过吴志葵的老师）。但因为吴志葵不肯听从陈子龙的建议，结局就像陈子龙所预料的那样，吴志葵因为船队太长而首尾不能相顾，义军很快失败。吴志葵战死。夏允彝赋绝命词，投河自尽，以身殉国；而陈子龙以为家中尚有祖母，未可立死，在混乱中逃脱。

第一次松江起义失败后，陈子龙披发入缁，躲藏在嘉善陶庄之水月庵，法名信衷，字瓢粟，又号颍川明逸。

这时候他写下了一首《秋日杂感》，把忧国伤时、英雄失路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识故侯。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何处着渔舟？”吴伟业因此说他，“高华雄浑，睥睨一世”。

不久后，隆武授陈子龙兵部左待郎、左都御史，鲁监国授陈子龙兵部尚书、节制七省漕务。

陈子龙祖母去世后，他冒险返回华亭广富林家居。这个时侯，他遇上了旧识李雯。

我们在前面提过，李雯也是复社成员，后来充当了满清摄政王多尔衮的幕僚，起草了许多针对南明的文书。但李雯心中一直受着道德的折磨，他这次是特意告假回华亭老家。李雯和陈子龙还是同乡，加上另外的宋徵舆，有“云间三子”之称。

陈子龙对李雯的出现非常意外，但他仍然热情地招待了李雯。尽管两人谈论的都是旧日话题，跟当今时局无关，但李雯还是强烈地感到了陈子龙对他无言的指责。他不禁泪流满脸，大声说自己好比就是投降了匈奴的李陵。后来陈子龙的一个学生将这次见面描述成苏武和李陵有名的相会的重演。

这次会面结束后不久，李雯在极为压抑的情况下害了重病，从此卧床不起。尽管江南抵抗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它的最初殉道者的遭际已经展示了它的悲剧的一面。

陈子龙这时候已经是松江地区抵抗力量的最为著名的人物。他应友人戴之俊之请，秘密策动已经投降满清的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正。一切都非常顺利，吴胜兆同意反清复明，鲁王政权也预备派张名振率一支舰队北伐，以策应吴胜兆领导的松江起义。

起义前两天，洪承畴接到松江同知杨之易的密信。杨之易是著名东林义士杨涟的儿子，他在关键的时候向洪承畴告了密。洪承畴立即下令处死在南京被扣作人质的吴胜兆的家人，随即做好了应变准备。

这时，吴胜兆也得知了消息，处死了杨之易及松江的知府与其他文官。

但兵变不幸又失败了，吴胜兆和戴之俊等首事者都被杀害。戴之俊的老师杨廷枢也被怀疑而遭逮捕。当时杨廷枢尚未剃发，说：“明无大臣剃发，此当死无疑。”他用血在狱墙上写道：“予自幼读书，慕文信国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文信国即文天祥。杨廷枢在吴江的泗州寺前被处斩。当刽子手的斧钺高高举起之时，他大声叫道：“生为大明人……”据旁观者说，挥起来的斧钺已将他的头颅砍掉时，人们听到了最后一句话：“死为大明鬼。”刽子手们也为之动容（温睿临《南疆绎史》）。

松江兵变之后，安抚地方的责任移交给陈锦。陈锦是辽东袁崇焕旧部，1633年投降皇太极后，一直对满清忠心耿耿，此次受命治理苏州，“谋乘此尽除三吴知名之士”。

陈子龙随即以首谋被全力追捕，环绕着他的罗网便收紧了。起初他躲到了夏允彝兄弟夏之旭处。于是夏家受到追查。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被捕，押送南京。到了南京，洪承畴亲自劝降。夏完淳大骂洪承畴变节降清，遂被处死。夏之旭意识到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就在当地孔庙里上吊自尽。被牵连之人达千人之多，“兜捕之后，凡能咀嚼者一人不留”。

夏之旭自杀后，陈子龙东躲西藏，易姓李，号车公，辗转逃亡，终于于昆山被捕。清兵立即把他带到陈锦面前，陈子龙此时还留着长发。史书上记录的他在人世间最后的话是：

〖陈锦：“何不剃发？”

陈子龙：“吾惟留此发，以见先帝于地下也。”〗

1647年五月十三日，陈子龙被押往南京。在松江跨塘桥时，陈子龙挣断镣铐，纵身投河。虽然有会水的清兵下水打捞，但陈子龙已经自溺身死。清兵割下了陈子龙的首级，然后将他抛尸河中。几天后，陈子龙的几个学生捞回了他的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

陈子龙不仅是一个文采风流的才子，更是一个以身许国的志士。他论“危时拙计”那首诗中的最后一节，可以作为他的一篇合适的墓志铭：

〖故物经时尽，殊方逐态新。

恨无千日酒，真负百年身。

芝草终荣汉，桃花解避秦。

寥寥湖海外，天地一遗民。〗

明末清初，许多明朝遗民不愿为新朝效力，有积极地反抗的，如陈子龙、张煌言；也有消极地避世的，如张岱、屈大均。屈大均的诗比词好，张岱的文比诗好，张煌言则更关注政治，他诗词的成就不能算很高，只有陈子龙，诗词都有相当的地位。

1776年，乾隆下诏为陈子龙平反，还追谥为“忠裕”。陈子龙墓在现松江县余山镇广富林村，1988年重新修竣。墓地为花岗石平台，墓碑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之原物。墓前有石柱方亭，名“沅江亭”，有陈子龙画像碑，刻有传略。墓门额为李一氓书。

【三　桃花扇】

“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桃花扇》《入道》出下场诗）

写《桃花扇》的孔尚任出生于1648年，已经是国变之后了，所以他未亲身感受到亡国之痛，但他耗尽毕生精力的《桃花扇》却写出了兴亡之恨。

孔尚任是山东曲阜人，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子。他年轻的时候在石门山中读书，博学多才，精通音律。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皇帝“南巡北归”时，到曲阜祭孔，当时三十六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负责讲解《论语》等书和文庙车服礼器，得到康熙赏识，被封为国子监博士。后来他奉命前往淮扬一带治水，其间他得以结识了与侯方域同时代的人冒襄等“遗民”，使他对明末清初的遗文逸史感慨颇多，就以之为主题，完成了《桃花扇》。

《桃花扇》一共有四十出，是中国有史以来结构最好的历史剧，也是清代成就最高的一部戏剧。全剧以明朝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故事为经，以明朝亡国的大小事件为纬，举凡政治腐败、军事黑暗、党派争斗、贵族糜烂，种种情节，都波澜纸上，要人从“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告诉人一个政权，一旦“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不私，焉得不亡？”

《桃花扇》三次易稿，写作时间达十年以上，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问世。《桃花扇》一出，轰动京城，人人争相抄阅，一时洛阳纸贵。孔尚任在这部《桃花扇》里，用了许多春秋笔法，“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因此，次年孔尚任被康熙罢了官。

《桃花扇》之所以能抓住南明倾覆悲剧中的最浪漫最销魂的题材，自然是与侯方域与李香君本身动人的爱情故事分不开的。桃花扇原是秦淮河名妓李香君身边时时带着一把绢扇，因为洁白的素绢扇面上绘着一幅色彩浓艳的桃花图，故称之为“桃花扇”。这扇面上的桃花，并非染料所画，而是以李香君的鲜血写成，上面凝结着她与情郎侯方域缠绵哀艳的爱情故事，也是她此生全部的希冀所在。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他出生在世宦之家，祖父及父辈都是东林党人，祖父侯执蒲是明朝的太常卿；其父侯恂，做过明朝户部尚书；叔父侯恪，任国子祭酒。侯朝宗少年天赋异禀，自幼随家乡名士倪元璐学习诗书，敏慧多才，长进极快。他读书的速度与悟性都胜于同辈，行文奇特，落笔气势不凡，结尾则出人意外。

崇祯五年（1632年），十五岁的侯方域中了秀才，被誉为少年名士。他读书甚多，又博闻强记，少时即能辨忠奸，遂有“日后必为国家栋梁”之誉。崇祯六年（1633年），侯恂任户部尚书时，侯方域已被视为文章高手，常有人赞扬他重振韩愈文风。侯方域与当时俊才登高赋诗，激浊扬清，品评人物，并加入了复社，深得复社领袖张溥、陈子龙的赏识，海内名士争与之交。时人将侯方域和湖广巡抚、桐城方孔炤之子方以智，都御史、宜兴陈于廷之子陈贞慧，副使、如皋冒起宗之子冒襄合称为“复社四公子”。

侯方城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乡试中举后，又前往北京参加1640年的会试，当时其父侯恂任湖广总督与农民军作战失利而被劾入狱。侯方域因其文章锋芒毕露，批评崇祯帝用人不当，主考官为私欲而不取。但侯方域名落孙山后，文名反而更盛。

也就是在这次崇祯十三年的会试中，“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进士及第。而在会试前，方以智还在表面上对侯方域信誓旦旦地说，他无心于功名，但实际上却暗中应试。

史书上记录了侯方域曾经向父亲献破贼之计：方恂之督师援汴也，方域进曰：“大人受诏讨贼，庙堂议论多牵制。今宜破文法，取赐剑诛一甲科守令之不应徵办者，而晋帅许定国师噪，亟斩以徇。如此则威立，军事办，然后渡河收中原土寨团结之众，以合左良玉於襄阳，约陕督孙传庭犄角并进，则汴围不救自解。”恂叱其跋扈，不用，趣遣之归。

侯方域回到家乡后，既负才无所试，不久，因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前往南京避难，从此“一放意声伎，流连秦淮间”。

崇祯十五年（1642年），侯方域在南京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等人重逢，喜出望外。

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灯红酒绿、流彩溢香，自然免不了要涉足一番风月场所。于是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复社公子们整日聚在秦淮楼馆，说诗论词，狎妓玩乐。孔尚任还在《桃花扇》中借道士之口讽刺这些名士道：“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吴敬梓也曾经记述自己在秦淮歌楼里放荡的生活情形，“迩来愤激恣豪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