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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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孔的宠幸。潘在早年时期即说孔是大富大贵相。在中央银行里塞满了孔的山西同乡，其中以大谷铭贤中学学生最吃得开。例如官邸秘书处原有高晓楼，后来孔的另一秘书陈延礼，倚仗孔二小姐之势爬上来，收集了高的贪污材料，向孔告发。因为证据确实，孔把高撤职，但撤职后，高成天仍在范庄闲荡，哪知过了不久，一跃而做了财政部的人事司司长，大出众人所料。为什么犯了错误，反而升官？道理很简单，高是铭贤学生又是孔的太谷小同乡关系罢了。孔还利用公家的钱，来拉拢部属。每到年底暗中分别送钱，用的是山西裕华银行的本票，以装成是他自己掏的腰包。当时国民政府对各机关、企业的经费，表面上也有个预算制度。每次核定各省市预算时，行政院会计处和财政部要举行一系列的预算会议，制定后，各省市预算的追加和移用，必须呈请行政院核准。但是只要走通孔的门路，各省主席和各省财政厅长直接上个折呈（当时在范往盛行这种封建时代用的折呈风气），经孔一批，预算可以任意追加，经费也可任意移用。有次甘肃省要追加一笔巨额预算，屡次向行政院请求，未得结果。那时该省的财政厅长是由官邸秘书处外放的陈立廷担任，省主席朱绍良又跟蒋介石有多年关系，陈抄近路直接签呈给孔，立即批准。事后，连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都发牢骚说，还要我们这些人何用？
到了抗战后期，孔祥熙政声狼藉，由内到外，愈来愈臭。美国政府的要人们也对孔连续指责。1944年罗斯福私人代表居里来重庆，和中国政府商谈问题。当涉及到经济事项时，居里曾大骂中国政府的贪污腐败，特别提出中国要人的子女有170多人在战争期间逃避兵役，在美国过着寓公生活，其中点出了孔的子女和孔手下红人徐堪的儿子。
另一次是司徒雷登从北平到重庆，试探孔是否愿意在抗战胜利后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获孔同意答复后，立即打电报向美国燕京大学托事部建议，但美国来电明确对孔拒绝，认为他政治色彩太浓，而且政声不好，说明华盛顿对孔的印象，确实太坏了。
美国朝野这种态度，使蒋介石不能不对孔重作考虑，加上参政会揭露美金公债案，弄得满城风雨，民怨愈积俞深。在这种形势下，蒋要再庇护孔，对自己将造成大不利。于是1945年初，走马换将，把当时被华盛顿支持的宋子文放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没过多久又任命俞鸿钧为财政部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据俞透露，蒋曾亲自找他去，要他接任这两个位置，并要他转告孔祥熙，解除一切职务。俞执行这个使命时，着实感到为难，以蒋和孔的关系之深，而要俞鸿钧来传递这一不愉快的消息，显系蒋在部属面前故作态度，也可能是因为俞深知美金公债案内幕的缘故。
第三节宋子文舍官居富接收中最大的贪污集团1945年，宋子文刚正式登上行政院长的宝座，便面临着小日本战败后国民党的大接收。为了独吞胜利果实，宋子文的第一招就是通令全国，凡是接收的敌伪物资概由行政院统一处理。宋子文以行政院长名义宣布：1。敌伪物资不能化整为零，致受贪污和其他损失；2。复兴伊始，接收为一件大事，必须由行政院统一处理，款项统归国库，既可使法币回笼，也能平抑物价；3。将来要求日本赔偿时，可以按收回数额作为部分根据；4。因此将全国分为四区，每区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代行政院接管敌伪产业，分别处理。计一区为沪苏浙赣区，局设上海；二区为河北平津区，局设北平；三区为青鲁豫区，局设青岛；四区为穗粤桂区，局设广州。
这样，一切敌伪工商企业的接收，尽管你抢我夺，但最后的处理却掌握在宋子文的手里。他把接收的大权抓到自己手里之后，就可以择肥而食，把最重要的敌伪产业纳入豪门资本。
宋子文的聚敛手段可谓炉火纯青。比如，他借口敌伪产业大都不适宜于国营，授意行政院颁布了一个转让民营的条例，规定凡顶承敌伪工商企业者，如一次付清价款，可按估价7折付款；由国家银行担保者，可先缴价款三分之一，半年内续缴三分之一，一年内缴清。如此冠冕堂皇的“条例”表面上似乎颇公道，但实际上是一切大的工商企业全被握有银行资本的豪门所取得。他们可以利用压低估价、借款、抵押以及法币的贬值等，不费分文的代价占有许多大企业。
就纺织业而言，当时，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处的纺织工业，成为接收中重要的争夺对象。
在上海，有“棉纱大王”美誉的荣氏家族，想乘机加强他们在上海纺织业中的霸权地位。因此，当国民政府经济部派遣张兹辏照阃罱邮仗嘏稍钡缴虾＝邮展こ保偌冶闵璺ㄍ萍鏊堑牡昧χ止硕渭咏邮展ぷ鳎庥迳虾Ｈ丈躺闯У纳璞缸纯觯急刚穆羰保老劝押贸绞帧Ｔ谇嗟海拐角捌鸺矣谑易浜旱脑４蠡闹敬蠊啥锵琛⑺仗唷⒒剖θ玫纫蚕氤嘶〉萌丈淘谡饫锏�60万锭的纱厂设备，他们特地派遣祝士刚、李庄寿等随政府接收特派员赴青岛接收日本纱厂。
当这些资本家纷纷动手争夺之初，宋子文丝毫不动声色，一俟这些地方的接收工作将进入处理阶段，宋子文突然出动，把全部接收了的纺织工厂一把抢尽。1945年11月成立了由他直接指挥的“经济部纺织事业委员会”，任命朱云章为主任委员，王仰先、李伯升、吴味经等人为委员，把全部接收的纺织业的行政管理都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帮人又全是宋记财团的重要角色。
继“经济部纺织事业委员会”之后，宋子文又成立“中国纺建公司”，以朱云章为总经理，李伯升、吴味经为副总经理，作为全国纺织业的托拉斯，全部垄断了上海及全国各地接收的纺织工业。至此，在接收处理中，纺织业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斗争，以宋记官僚资本集团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此外，在矿产、金融、交通等诸方面的接收中，宋子文的资本集团也如法炮制，捞得了最大的好处。因此完全可以肯定他说，宋记官僚资本集团是接收中最大的一个贪污集团。
秘密外交1945年2月间，当德国法西斯即将败亡的时候，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会议除讨论了击败德国的共同作战行动和战后占领管制等问题外，还秘密通过了对日作战的雅尔塔协定。他们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作出了苏联恢复租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中长铁路由中苏共管，大连港国际化，外蒙现状不变，千岛群岛交予苏联等协定。
英、美以牺牲中国主权为条件，换取了苏联在对德作战结束后三个月参加对日作战的保证。该密约签订不久，美国便通知国民党政府。当时大战已接近尾声，蒋介石准备一旦大战结束即转而打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却又顾虑到苏联，于是通过美国，作如下秘密协定：国民党承认外蒙古高度自治，外蒙古与苏联承认国民党政府为领导各党派之政府。
国民党政府这项秘密外交的当事人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蒋介石获悉雅尔塔协定后，立即命令宋子文组织代表团，乘出席联合国首次会议之机，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谈话。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重庆召见苏联驻华大使，表示了上述态度。
蒋介石在八年抗战中奉行的是“反共第一，抗日第二”的原则。这项原则是罗斯福所反对的。当宋子文等人抵达华盛顿时，适逢罗斯福逝世，杜鲁门上台，于是秘密外交进展顺利。
宋子文从美国回华后，又于1945年6月30日到达苏联。当天下午6时30分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会晤。苏方参加会晤的除斯、莫二人外，尚有彼得罗夫大使和柏巫洛夫翻译。中方代表除宋子文之外，尚有柏秉常（大使）和胡世泽（外交部次长）。这次会谈仅15分钟。
第二次会谈是在7月2日下午8时至10时半。会谈中各种问题均列出讨论，但多数未得结论，谈蒙古问题时争持最激烈。
第三次会谈于7月7日进行，专门讨论蒙古问题，历时45分钟。
宋子文在第二次谈判后曾向蒋介石请示蒙古问题，蒋介石经过长期考虑后，拒绝承认外蒙古独立，但保证将予外蒙古高度自治权。
第三次谈话中，宋子文将此意见传达给苏联代表。
苏代表问：“何谓高度自治权？”
宋解释说：“外蒙古将来可享受内政外交和军事的自主，外蒙古获得高度自治权后，可以运用外交自主的原则，与苏联成立协定；如运用军事自主的原则，让苏联驻军。如此，同样可以达到苏联的目的。”
苏方在这次谈判中，继续以出兵攻日做它的王牌，而以外蒙古独立，东北的特殊权益做它的交换条件，所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必须在上述问题获得满意的解决以后，才可以成立，苏联才可以出兵。这时，离杜鲁门、邱吉尔、斯大林柏林会谈的日期已近，斯大林特别延迟赴德日期，以候中国方面的正式答复。
美英出于本国的利益考虑，也赞同苏联的条件。在三方的压力下，蒋介石便向宋子文发出指示说：“中国政府令愿以最大之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术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个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问题如下：（一）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兹为中苏共同利益计，中国准备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大连辟为自由港，期限均为20年。至旅顺之行政管理权，则应属中国，以期中国在东北之主权行政，真能完整。中东南路干线可与苏联共同经营，利润平均分配。至铁路所有权应属中国，铁路支线及铁路本身以外之事业，均不包括在共同经营范围之内，期限均为20年。
（二）。。阿尔泰山脉，原属新疆，应仍为新疆之一部。
（三）中国共产党有其军事及行政组织；因之，军令政令，未能全归统一，深盼苏联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之援助，苏联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
外蒙，中国政府以外蒙问题既为中苏两国关系症结之所在，为中苏共同利害与永久和平计，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三项由苏联政府接受之后准许外蒙独立。。。外蒙区域范围，应以原疆界中国之旧地图为准。
中国政府深望苏联政府能明了中国政府极大之牺牲与诚意，切实谅解，藉以获得两国久远而根本之合作。”
宋子文接到蒋介石的指令后，即与苏方代表进行第四次谈判。宋子文向苏联代表说明，割弃领土之痛苦与中国牺牲之重大，非有补偿，不能向全国人民交待，并即席译述了蒋介石的指令。苏方代表答复道，关于东北，愿作任何中国所希望之声明，苏联承认中国在东北之完全主权；关于中国共产党，苏联以往不予支持，将来亦无支持之意向。苏联援助应给中央政府，以往即系如此。
然而，这次会谈后，东北问题并未因领土主权完整的被承认而得到解决。先是，第二次谈话中，苏联要求铁路经营与旅大特权的期限为40至50年，同盟期间为20年，而蒋介石只答应均为20年。苏联认为太短，要求改为30年，并为国民党政府同意。其次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铁路管理、旅大管理与旅顺军港附属地之范围等。
关于大连问题，苏联提出享有港湾专用的特殊权利，两国共同管理，赢余均分。国民政府承认第一点，指定若干码头仓库，租予苏联，并给予免除租税之便利；对于第二点，则以已承认之领土完整的原则拒绝之。
关于旅顺问题，苏方要求军港由苏联管理，附属区之行政官吏，中国须征得苏联同意方可任命，并要求旅顺附近的缪岛、雷岛不设防。国民党政府只允许旅顺军用港共同使用。
铁路的经营，苏联要求设理事会，理事10人，中苏各半。理事长华人，铁路长苏人。而国民党政府只允许中东路之理事长为华人，铁路长可由苏人担任，但南满路之理事长应为苏人，而铁路长应为华人。
此外，苏方还提出铁路运兵问题与铁路治安问题，中方答应铁路运兵只限于进攻东北日军时的进兵及撤兵之用，平时旅顺苏军的换防，不能利用铁路。关于铁路治安，中方代表则认为中国警察绝对有能力担负此项责任，苏方亦未坚持。
1945年8月24日，日本投降之后，重庆举行批准联合国宪章签署典礼，蒋介石发表演讲，题为《完成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