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有张床-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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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你哪像逃犯啊？斯斯文文的。”收到我的照片后，武彤彤在电话里说。
我信口开河：“如果你把地球看成一个大监狱，每个人都是犯人。”
“那倒是啊。”
说起稿子，她很歉意我也预料到了。没料到的是她鼓励我去北京闯闯，还说可以帮我一把——她一朋友想开书店，资金紧张，想找人合资。这主意倒不错，余下就是多少资金的问题了。武彤彤说钱多开大店，钱小开小店，有二十万就够了，一人十万。我为难：“这个——，我的钱套在股市了，暂时出不来。”
“哦，那你考虑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来北京考察考察。”
“我想想吧。”我又补充道，“怎么让我和你朋友合作啊？和你合作不更好吗？”
她笑起来：“我倒想，可惜没机会了，我要出国了。”
“出国？”
“是的，去美国读书，刚拿到签证。”
“恭喜恭喜！老公在那边吧？”
“啥时你给我找来一老公？你干脆开婚姻介绍所得啦！”武彤彤爽声大笑。
“不过你现在去是不是晚了点啊？”
“二十七八还不算太晚，中不溜吧。”
“你啥时走啊？”
“不到两月了，我现在开始准备了。你考虑一下来不来，给我回传呼就行。”
“行啊，至少可以给你送送行，闲着也是闲着。”
“是啊，反正你们那儿不正闹‘严打’吗？”武彤彤也开玩笑。
我开始谋划北京之行，这是六年前闯荡深圳铩羽而归后的又一次突围。除了准备一些盘缠，主要是说服我妈。老爸这棵大树倒了之后，我妈仅以离休干部遗属身份每月领取七十多元生活费，她和老爸一生的积蓄区区两万元和我的所有积蓄又被心血来潮的我献给了肮脏的证券事业。我这个没出息的长子理所当然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好在姐弟们非常理解我，每月分摊赡养费用，让我减轻了不少压力。
“你又要去北京？你前年不是去了一趟吗？”饭桌上，当我提起这事时，我妈有些意外。
“那次是旅游为主，办事为辅，反正以前没去过。这次不一样了。”我将事情来龙去脉说了一番。
“你前几年去深圳，不是白跑了一趟吗？”她有些担忧。
“嗨，深圳的事情就别提了，那里不适合我，文化沙漠嘛。我早就对你们鼓捣过，我迟早要去京城的。”
“北京当然好，问题是你能不能立住脚。”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谁知道呢？反正在靀城是一无所有了，坐以待毙啊？”
“雪儿呢，她咋办？”
我恼火地说：“啥咋办，我和她没啥咋办，也不可能咋办，该咋办就咋办，估计是凉拌了。我和她本来就不是一路货，再说她有人了。”
“谁说的？你看见了？”
“那还用说？这事就别问啦。”我坚决而冷漠，“她要来电话，就说我去北京了，短期不回来了。”
“我看你个人问题咋得了！”她又唉声叹气。
“又来了？老幺不是有女朋友了吗？”我脱口而出，“我给您找个北京媳妇吧。”
“你一个外地的，哪有那么容易？”她也笑起来。
“总有瞎了眼的嘛，咱靀城不一样有城里女子嫁给优秀外地民工嘛。我也争取在北京做一优秀外地民工。”
“那又要花多少钱？一趟深圳、一趟北京已经花不少了。我现在没钱了。”
“别担心这个，这次去是赚钱。我只带三千块，用完了事。”
“股市里还有多少钱？”
“您就别关心了，您的两万块还完好无损呢。”我面不改色心不跳。
到股市守了几天，瞅准一个机会以十二元的价格卖了三手“长红”，还算不错，只亏了不到百分之六十。
第2章
1
人潮汹涌，灾民似的，我被撞得东倒西歪，还得奋力摆脱形形色色的粗暴拉客族。出站大厅，密密麻麻的警察和保安鹰一样的目光搜寻着人群，密集地抽查旅客证件。穿制服的总是让我这种人眼发晕腿发软，我问旁边一位河北旅友咋回事，他反问：“你买票没用身份证吗？”
“没呀。”
“那是你没赶上，查练功的。”
“没听说啊？”
“我也不知道。嗨，说得很严重，说是邪教。电视里不停地放。”
我心虚地经过筛选，一出广场，拥挤嘈杂燥热汗臭和汽车尾气让我几欲窒息。我饿狗抢食一样挤上20路公汽。在北京站广场又是一番挣扎，再次汇入另一片人山人海。看着巍峨的楼群开阔的街道闪烁的灯海，我如同十九世纪初到巴黎的外省人于连或拉斯蒂涅（注：于连、拉斯蒂涅，分别为法国作家司汤达（1783～1842）《红与黑》和巴尔扎克（1799～1850）《人间喜剧》中男主角。）一样局促不安。
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突入脑海：这个1000多万人的城市，每天拉的屎、撒的尿都顺着下水道流那去了？
汗流浃背的我拿出地图对照着走，穿过地铁通道，进入凉爽的恒基中心，然后通过长安街地下通道，来到长安大戏院背后僻静的贡院胡同里的四川驻京办。这儿位置好，凭四川身份证可打折。中国人是靠味觉来认知世界和自我的，对于异乡人而言，找到家乡客栈，听到乡音，吃到家乡菜，味觉上的认同就消弭了异域感，舒缓了紧张感，你也就获得了一种短暂而虚拟的安全感。
“没目的就不能来吗？这事够稀罕的。”看着登记薄上“来京目的”那一栏我就想笑。
“您第一次来北京吧？”那女子笑着问我。
“来过，前年还来过呢，住海淀那边一宾馆。”
“没让您填吗？我不信。”
“是会务组帮我登记的。”我想起来了。
“对吧，不是老乡为难您，规定不是我定的。”
“你说坏人来旅馆还会写下‘我是来犯案的’的？我算开眼啦。”我拿起笔来，飞速写下一溜字。那女子笑得直不起腰，另一女子纳闷地拿起登记簿念了出来：“瞻仰伟大领袖遗容？啊——！”
“人民想念毛主席——这理由正当吧？来一次首都我容易吗？全村都眼巴巴等我带回好消息呢。”在众人的笑声中，我拿起身份证、钥匙、出入证转身进了电梯。
房间正对西晒，踏进去就像进了烤箱。赶紧打开电风扇，还是大汗淋漓。我锁好钱包和手机，取出拖鞋，来到公共浴室。只有一男的。我一声不吭冲了一会，那男的和我搭讪：“四川人吧？”
“啊。”
“旅游还是开会啊？”
“瞻仰伟大领袖遗容——第二次。”
他大笑起来，笑声既像公公又像娘娘。我扫了一眼，斯文的中年男人，身子白得晃眼，如去了毛的行货。
“你身上好多毛啊！”他忽然说。
“嗨，我属猴子的，没进化完，嘢——，我直立行走了。”这无聊的地方，开开玩笑挺解闷。
他也大笑。突然，他一步上前：“哎呀，多雄性啊，好性感！”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搂住我，我吓得一退，呵斥道：“你干嘛呀你？”
“我给你搓背吧，我们互相搓吧。小伙子好性感啊！”他叫道，一只手伸到我背上。我奋力甩开他的手，让他滚蛋。这个放肆的“同志”尴尬退后，讪讪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草草穿衣滚蛋了。
次日，我并没有去瞻仰伟大领袖遗容——再伟大的木乃伊也是木乃伊。记得首次进京去瞻仰时，那宏大而阴森差点没让我当场晕过去，明明想挤出眼泪，结果却湿了裤子。打小就特怕死人，总担心那物事会突然坐起来冲你一笑什么的。我想如果伟大领袖在天有灵，一定大发革命雷霆，无神论领袖的遗体是尔等拿来展览的么？
我又看地图，又问路人，东拐西绕，走进一大片不见边际的迷宫般的胡同里，好不容易才找到“烧饼胡同”。这个压根就没烧饼铺子的胡同又窄又挤，一人多高的灰扑扑的老旧建筑，犹如八十年代初期的靀城背街，和胡同外宽阔体面的大街犹如两个世界。晨歌所在的赫赫有名的出版社就位于胡同深处。
老四合院门口，一老头命我登记。还好，登记薄上“来京目的”一栏换成了“来本单位事由”，所以“瞻仰伟大领袖遗容”就变成了“和晨歌谈稿”。老头拿起老花镜，看看我填的信息，再抬头扫视我一眼：“哦——四川的？出书的吧？”
我哼哼哈哈。他又问：“家乡人民生活还好吧？”
我有些吃惊，答道：“托您的福，家乡人民很幸福。”
他显然很满意这个答案，还做出礼贤下士状，亲自领我走进大院。晨歌正和一著名作家通电话。他看上去年轻，一表人才，站起来和我握手，捂着电话对我说先到对面主编室。冬阳娇小精干，前几年她和晨歌编辑的几套作品横扫中国之后，畅销书不断，名气如日中天，门庭若市。冬阳取下眼睛，看着我：“你是戈海洋吧？”
“是的。”我就像伪军见了太君似的点头哈腰。
“你这是专门到北京谈书稿来了？”
“好几件事呢。”
“你的稿子我看了。”她站起来给我沏了一杯茶，安排我坐下，接着说，“你年轻，有潜力。不过这部书稿要出的话还得大改，咋改，你听我的意见。”
“当然当然，给你们投稿，我不自量力。”我恭谦地说。
“我们社虽然名气大，但还是小社。”她说，“你看我们这办公环境，老民居，够寒碜的吧，来个人都不好意思。不过我们过两月就搬到写字楼去了，五A级的，以后有机会可以过来坐坐。”
然后她叫一女孩将我的书稿拿来，翻开，里面有一些用笔标出的记号，她随便指出几处：“你瞧，你这样写，看着倒痛快，出来肯定惹事。”
“那不过一个处级干部，这种芝麻官中国怎么也得上百万吧。”我小心翼翼地说。
“这个跟级别没关系，是写法问题，背后是态度问题。你这部稿子麻烦大了，还没出就被盯上了，出了你可没事，我们脱不了关系。也许别的社没问题，我们出过一次事，检讨个没完。”她解释道，“我们是出版社，上边不给你书号，你吃啥？”
“理解，理解。”我连连说。
冬阳要我把书稿拿回去动大手术，改完给晨歌。寒暄一阵，把我送出了烧饼胡同。为了确证烧饼胡同是否真有烧饼，我从另一头走出去，连烧饼味儿都没有，倒是有几家杭州包子铺把我的肠胃刺激得咕咕直叫。和四川包子相比，西湖边的包子实在难吃，北方饺子还行，个儿大，至少填个饱。
2
长安街上道路的宽阔、建筑物的宏大、车流的湍急和人流的密集，摧枯拉朽般让人产生蝼蚁般的渺小感。密集而警惕的警察、便衣和保安让人浑身痒痒，以致于我经过他们的面前时，努力装出一付上对得起党和政府下对得起人民的样子。我在王府井附近闲逛一阵，挤上1路公汽到了西单图书大厦这个中国最大的书店。这里不愧是个免费看书、免费纳凉的好地方。暮色苍茫时，乘地铁到大望路，然后倒车前往红庙。
几年前，李皓和杨星辰再也无法忍受清贫，从位于京郊的单位不辞而别，沦为京漂一族。后来，他们向我炫耀他们上报啦——被单位开除，报上发声明了。
1997年初夏到北京见了两人。李皓在一家翻译公司，没底薪，翻译千把字，可以挣一个盒饭啥的。还去杨星辰的“国际贸易公司”看了看。这是他从外贸公司辞职后刚成立的公司，光杆司令。我探头探脑地进去，吓了一大跳。地下室一间十平米小房，既住人，还办公。阴暗潮湿，散发着霉味，二十四小时开着惨白的吊灯，活像一处法西斯秘密专政场所。惟一有点公司痕迹的，是拥挤不堪的桌子上一台电脑、一台传真和一堆中英文文档，桌椅统统旧货。那个下雨天，天花板不断渗出水滴，杨总不得不在桌子和电脑上盖几张报纸，不停替换。他的生意是将国内小工艺品贴上自己的注册商标销往国外。杨总拿杯给我接水，饮水机活像患上慢性前列腺炎；我一坐下，屁股下的沙发发出哀嚎。我开玩笑说：“这哪是开公司，劳改啊。”
杨星辰苦笑：“劳改还管吃管住呢。哥们要真的撑不下去了，就学《警察赞美诗》里的索皮去。”
当时杨星辰和李皓都劝我留在北京，和他们构成“三剑客”或“铁三角”什么的，我也跃跃欲试，无奈老爸突发中风住院，放弃了。
在红庙站，我四处张望，后脑勺被人一拍，回头看一无所有，几米处一陌生人偷着乐。我正纳闷，脚腕处再被一击，我一个趔趄，顺势向下一看，两家伙正蹲在地上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