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连-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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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在腰间，关掉保险，指着利布高特说道，“利布高特，卸掉所有弹药，清空步枪子弹。”利布高特骂骂咧咧，嘟嘟哝哝，但还是依命行事。
“听着，”温特斯说，“你可以在你的步枪中上一发子弹。如果你打死一个俘虏，那么剩下的会围攻你。”温特斯注意到一个德国军官来回走动，显然是感到紧张，对利布高特刚才接到任务时所表现出来的过度兴奋感到担忧。很明显这个军官懂英语；听了温特斯的命令后，才放松下来。
利布高特将全部11名俘虏送回了营指挥所。温特斯当天后来与尼克松核实此事的时候，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德国兵先前过河的渡口，位于温特斯所在的公路的一端，因此德军现在必须再回到这里。温特斯希望赶在德军前占领渡口。F连的支援排赶到了，补充了更多的弹药，温特斯重新分配了弹药，然后下达了命令。他将60人左右的队伍分成两拨，一拨由自己亲自指挥，建立一个火力点，另一拨向前进100米，停下来在那里建立一个火力点。第一拨沿公路前进，跳过第二拨100米，停下来再建立起火力点。他要用这种交互式前进的方法打到600米外的河边。
离河边还有大约200米左右时，温特斯的部队抵达几栋厂房。德军炮兵开始轰击。党卫军部队拼命想要夺得渡口，组成了一支75人的队伍，从美军的右后侧发起进攻。温特斯意识到自己过于冒进了。应该撤退以图改日再攻。于是部队又采取交互跃进返回大堤。
就在最后一批队员翻越大堤的当口，德军集中炮火对准公路与大堤交叉口狂炸起来。他们的炮火精准无比。空降队员们左右散开，但还是躲闪不及，伤亡惨重。
温特斯一把抓过报话机，请营部派来医生和救护车。尼福斯医生接的电话，他问有多少伤员。
“有两个棒球队。”温特斯答道。
尼福斯对体育一窍不通。他让温特斯解释清楚一些。
“你***扔下电话，这样我可以得到更多的炮兵支援，”温特斯吼道，“不然的话我们会有三个棒球队的伤员。”
就在这时，博伊尔“听到一阵迫击炮弹飞过来的声音。你可以判断出非常近。”博伊尔的动作不够快捷，因为他已经精疲力竭，这主要是因为在诺曼底战役留下的伤口尚未痊愈。“我一头扑到大堤上，一个弹片正好从身后击中我的左侧，穿进左腿，从大腿一直钻到膝盖，就是这样。非常可怕的穿击，但并无疼痛。”就在他失去知觉之前，温特斯拍了拍他的肩膀，告诉他会得到照顾的。
瓜奈若和克里斯坦森将其裤腿剪掉，在恐怖的伤口（博伊尔的左大腿的大部分肉都被炸掉）上撒上磺胺药粉，给他注射了吗啡后让担架员将他抬往后方。
韦伯斯特孤身一人，试图穿越一片空旷地带，抵达救护站。他沿着奶牛走的路爬着，姿势比他训练时的还要低，一路从泥泞和牛粪中爬过。他的裤子被铁丝网扯破。爬到远处，他冒险站起身来，一瘸一拐的想冲过最后100米来到安全地带。一个德国观察哨发现了他，惊叫声引来了一通88炮炮弹。三声爆炸，一左一右，还有一发打在后面，让韦伯斯特感到“魂飞魄散，猛然惊醒”。他赶在88炮还没有完成调试之前，拼命逃离了这个地方。
一些F连的人将他扶到公路交叉口。两名医生开着吉普车，从大堤回来将他接了上去，将他放在了引擎盖上，并“让我放松。他们说我们要快点，因为在后方担架上的伤员博伊尔中士伤势严重，需要紧急救护。”
加到一起，E连和F连的两上排在这次炮火轰炸中共有18人受伤，没有人死亡。
温特斯建起了牢固的工事来掩护公路与大堤的交汇处。尼克松上尉过来了。“情况怎么样？”他问道。自从战斗开始以来，温特斯这是第一次有空坐下来。“让我喝口水。”他说。伸手去够尼克松的手壶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他累得不行了。
克里斯坦森也是精疲力竭。直到细算以后他才明白为什么。他知道他总共打完了57个M－1弹匣的子弹，共456发。那天夜里为了不在哨位上打瞌睡，为了在极度紧张之后恢复平静，克里斯坦森共撒了36泡尿。
E连的一个排35名队员击溃了德军两个连大约300人。美方伤亡（包括F连）为1死22伤。德军50人被击毙，11人被俘虏，约100人受伤。
之后，温特斯意识到他和自己的队员们“非常非常幸运”。在一份分析报告中，他说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德军糟糕的指挥。德军竟让一个班坐在田野里等待增援的到来。德军窝在一起，形成大片密集人群，这在温特斯看来简直不可原谅。德军让两挺机枪给牵制住了，从而让E连的三个纵队成功穿越了200英尺的田野发起刺刀冲锋。当温特斯从公路开枪射击的时候他们反应太过迟缓。当射击开始之后他们未能形成一个有组织的火力点。
相反，E连几乎每一件事都处理得当。温特斯称之为“整个战争中E连所有行动中最精彩的一仗，甚至比D日更要出色，因为这次战斗展示了E连在步兵战术的每一个阶段都胜人一筹：侦察，防御，火力掩护下的进攻，撤退，最重要的是高超的步枪、机枪和迫击炮的射击技艺。”
值得说的还有很多。例如，E连的战士们身强体健是一个必备条件。他们释放的能量比打完一场15局重量级拳王赛的拳击手还要多，他们释放的能量要比连续打完三场橄榄球比赛的运动员还要多。E连的通讯系统也值得一提，无线电信息、信使和手势信号都得到有效运用。交互式前进与撤退展示了他们在托科阿进行的训练内容，而且严格按照教科书的方式完成。伤病员的疏散与撤离同样完成得从容而高资效。与英军炮兵之间的协同合作也相当出色。
温特斯的表现同样相当出色。他做出了一个又一个英明决定，有时是出于本能，有时是经过深思熟虑。最英明的决定就是认为进攻是其惟一的选择。他展示的不仅是智慧还有领导才能。“跟我来”是他的准则。他亲自打死的德军以及他所冒的险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
但是尽管506团的E连非常杰出，陆军中也没有别的轻步兵连能够比得上它，但是对战场上的恐怖杀手－－现代炮兵，它却无能为力。E连必须越过大堤才能返回营地。它不能呆在空旷地带遭受轰击。但是要穿越大堤，E连会将自己暴露给已经瞄准好的德国炮兵。在经历几分钟的恐怖轰炸之后，E连的伤亡就超过了白天早些时候与德军步枪手们交战时的伤亡。
“炮兵是可怕的东西。”韦伯斯特说道，“上帝啊，我恨它。”
101空降师公共关系办公室广泛宣传了这次行动，用典型的战时套话说道：“温特斯的命令不得不是而且确实是打刺刀冲锋战。由于这一勇敢的命令，党卫军的两个连遭到惨重打击，找不到任何机会发动原定在此时发动的进攻，被迫撤退。”
就德军363师当天拂晓在奥菲犹斯登向506团的左翼发起的主要进攻而言，大堤上发生的小规模行动恐怕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德军党卫军的两个连毫无阻碍地占领了大堤南侧的话，那么他们将会在辛克上校将注意力集中在奥菲犹斯登的时候，袭击团指挥所。
辛克很是满意。他签署了将军令，嘉奖E连1排在战斗中的勇敢精神。在描述了刺刀冲锋战之后，他写道：“通过这次对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发起勇敢进攻和灵活运用战术，该排给敌人造成惨重伤亡，并且挫败了敌人从后翼攻击营指挥所的企图。”
刺刀冲锋战几天之后，辛克上校来看望温特斯。“让你带一个营你觉得怎么样？”他问道，暗示他正在考虑让温特斯接任2营副营长。（奥里弗。霍顿少校在10月5日的奥菲犹斯登战斗中牺牲了。）
温特斯今年26岁，任上尉和连长才三个月，他深吸了一口气，回答道：“报告长官，我知道在战场上我能率领一个营。作战我并不担心，我担心的是行政管理，我从未有过行政管理的经验。”
“不用担心，”辛克安慰他道，“这一块我会担持的。”10月9日，他任命温特斯为2营副营长。
接替温特斯任E连连长的人并不称职。他来自另外一个营。二等兵拉尔夫。斯塔福德这样挖苦道：“他真的搞得一团糟。他不但不知道怎么做，而且也不想学着去做。他卧床睡觉，从不巡查，坐享其成。”不久他就被撤换。
其他来接替的军官也不合格。克里斯坦森说起其中一个，“犹豫不决是他的中间名。……打仗的时候他的头脑完全没有方向，而且死脑筋。倒是我们排里的这些军士们取而代之，把活儿给干了；他倒是从来不抱怨，因为他知道在压力下他指挥起来力不从心。”
关于在奴南战斗中的一个排长的情况，韦伯斯特写道：“激战中我从未见到他的人影。他从未上过前线。他未能履行自己的责任；排里的老战士从来没有原谅过他。因为作为士兵，如果在关键时刻失职已经很是糟糕，但是作为一名指挥，应该身先士卒，如果失职则是不可原谅的。”
马拉其讲述道：“在战斗中，瓜奈若严厉批评了一位逃避危险的军官，告诉他应该率领全排战士……人们后来在一个医护站看见了这位军官，手被子弹击穿，被怀疑是其自己所为。”
军官是新的，新战士又没有达到原来托科阿营地训练标准，加上不断受到敌人炮火的轰击，以及夜间侦察的危险，所有这些都让E连付出了代价。这些情况使得局势恶化。
根据保罗。富塞尔的观点，一个战斗员要经历两个理性化认知阶段－－一是危险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二是如果我不加小心，危险就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另外还要经历一个“精确判断阶段：事情将发生在我身上，只有我不在场（前线）才能避免事情的发生。”有些人永远得不出这样的判断；而另外一些人，他们会立刻想到。前线步枪连的成员一旦产生这样的判断，那么他就几乎不可能再待在前线，尽心尽责。他的动机必须是内在的。战友情谊是迄今最强有力的动因－－从积极意义来看，就是不希望自己的伙伴倒下；从消极的层面来看，就是在自己最热爱和最尊敬的人面前不能表现成一个懦夫。纪律做不到这一点，因为纪律依赖于惩罚，而军队所能给一个战士的惩罚莫过于派他上前线了。
原因之一就是格伦。格雷所称的散兵坑里的“专制现在时”。“过去”和更重要的“将来”都不存在。他解释说，“在前线的散兵坑里比在安全的家里有更多思考的时间，有更多的孤独，时间并不是用时钟和日历来测量的，而是用另外的方式。”对于冒着枪林弹雨已经达到极限的士兵来说，哪怕是最恐怖的部队监牢看上去也是诱人的。重要的是要活过下一分钟。
格雷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战士拼命收藏纪念品的原因。在布雷库特庄园，马拉其冲向一个正遭到机枪扫射的一块田地，去捡一把他认为是被打死的德国兵留下的鲁格尔手枪。在荷兰，10月5日，韦伯斯特拖着瘸腿返回后方的时候，在德军88炮火的射击中，他在一块空地上发现了“一件德国迷彩披风，这是一个理想的纪念品。”他停下来，“将其捡起”。格雷解释了这种现象：“主要来讲，纪念品似乎能给战士的未来以某种保证，它们象征超越了残酷现实的一种承诺，即他或许能够活下来。”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除了生存，几乎不可能想到其他任何事情，这也正好解释了与拼命搜寻纪念品相反的一种现象－－对待自己财物的随意态度，对金钱的冷漠态度。“在极端危险的战役中，”格雷写道，“战士比平民更清楚，一切外在的东西都是可以替代的，而生命不能。”
不能替代的东西是战友的尊重，但是对一个新入伍的战士来说，新来乍到，谈不上战友情谊，因此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坚守岗位。格雷讲述了一个逃兵的故事，1944年11月，他在法国的一个树林中发现了他。小伙子来自宾州山区，习惯于野营，在林中已待了几个星期，打算一直待到战争结束。“我所认识的、和我一道训练的人要么战死，要么调走了，”逃兵解释道，“我孤独……炮弹似乎总是越来越近，我受不了。”他祈求格雷放他一马。格雷拒绝了，说必须将他上交，但是承诺他不会受到惩罚。这个战士说他心里明白；他痛苦地预言，“他们”肯定会再将他送回前线－－格雷将他带去之后，他果真被送到了前线。
在前线，不仅内务卫生与礼仪礼节的纪律失效，就连命令也可以置之不理，因为在有死亡危险的地方没有监督。“老兵们从痛苦的经历中学会了独立，学会了自己做出决定。”韦伯斯特在受伤后不久给父母的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