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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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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督教式的教派获胜。 也许有一天,另外的教派,即耶稣式的要占上风。问:这正是我的问题,我还要问一下:一方面,您一再提到拿撒勒的耶稣,您把他作为您批评教会和社会,甚至批评自己的尺度。另一方面,您又坚持上帝成人的神学范畴,这一范畴是一个较晚出现的范畴,源于所谓“成人的基督学”

    (Menschwerdungs

    christologie)。

    为什么您不把“历史上的耶稣”作为尺度,而把“成人的上帝”作为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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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

    答:随便说吧,因为我一再遇到基督,我认为,仅与耶稣建立联系,这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是不光彩的。 我看到,耶稣和基督在受难中是一起的。 耶稣作为人离弃了上帝,基督作为上帝离弃了人。 耶稣和基督只是在受难时才在一起。 我不知道,这从神学的角度看是否站得住脚,不过这倒并不那么重要。问:您谈到上帝成人,并把握到早期基督教的成人主题,就是说,你完全从基督来理解上帝,通过成人的基督来理解拿撒勒的耶稣。 那么您是否会信仰三位一体,这一问题引起我的兴趣。 基督教传统一直靠这种信仰来把握基督与上帝(包括圣灵在内)

    的关系。三位一体在您的思想中是否起着某种作用呢?

    答:我还没有找到门径,三位一体对我来说太抽象。 我可以设想三位一体是什么意思。 不过我愿意再回到“耶稣的”与“基督教式的”这两者的区别上来。 我总觉得存在着三种教会:耶稣的教会、基督教的教会,还有一个不应忘记,这就是圣母的教会(Madonen

    Kirche)。

    看样子,圣母教会是当今罗马教皇眼中真正的教会。 他不管到哪儿,首先都是去拜谒圣母圣迹。 我并不想拿马利亚圣迹开玩笑,我不会做这种事。我也不会嘲笑那些不是去卢尔德(Lourdes)

    ,就是去琴斯托霍瓦(Tschenstochau)或者瓜达卢佩(Guadalupe)朝拜的人。 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不会用嘲讽来摧毁我无法补偿给他们的东西。否则就是知识分子最糟糕的狂妄自大吧。但是,当我看到几百万人去朝圣时,我又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有些害怕。 除了由群众激起的那种热情之外,在后面确实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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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什么呢?如果置身于这样的群众之中,人们也就会认识到那里面可能有许多危险的魔力。可见,有耶稣、基督和圣母。问:这三种教会的不同之处在哪儿?

    答:我无法解释,我只想到这一点。不过对于我来说,圣母绝非无足轻重或者无关紧要。女性心中有自己的上帝成人,我对此无法确定其性别。 她们心中既可以有基督,也可以有耶稣。问:按照您的理解,有一种温情神学,其实质是基督温柔:在耶稣身上存在着男性与女性的综合,用容格的术语,是男性灵相与女性灵相的综合。答:是的,我如此认为。 但是,我只指圣母的教会。 这样,我们就不致蒙蔽自己,弄不清到底有多少教会。 天主教早就分裂了。问:如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女性主义神学”。

    我觉得,您自己肯定早就见到这种神学。 您有首诗《科隆诗篇》就是最好的例证。 诗中提到,在圣母的氛围中,包容了很多因素:异教的、神话的。 就是说,圣母形象也属于上帝成人的整个世界?

    答:当然。也许这里还存在着对三位一体——包含男性、女性和两者——的一种新的理解的萌芽。我不是指两性人。但是人的性别,甚至已成人的上帝的性别,本来就没有弄清楚过。 我指的不是性征,而是性属(die

    geschlechtliche

    Zuo-rdung)。

    这一点很不清楚,几乎被十九世纪冉森教派的清教主义完全排挤掉了。 这种清教主义对我、对我父母、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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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辈都产生过影响。 整个莱茵地区的天主教都渗透着这种影响。 这种天主教与愉悦的莱茵地区天主教、与宗教仪式的喧嚷不相干。问:这虽然不是基督教传统所理解的三位一体,但对于您来说,却可能是从三位一体来思考的一个征兆。答:这种人类学的三一性可能就是神性之在的镜像,而且本来就应当是这样的。 相信人的这种三一性,即精神、灵魂、肉体,这对我来说毫不困难。 我感到有趣的是:人智学者们一再提到869年伊斯坦布尔的宗教会议,以此论证说,教会已经与圣灵分离,就是说,教会本来就与三位一体分道扬镳了。 本来还应当进一步考察一下,是否圣灵、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也被出卖并不再起中介作用了。问:您的第三点主张是:“穷人的忍耐”。您在谈及成人的上帝即基督时,总带有社会批判和教会批判。 您认为耶稣形象身上哪些最具有挑衅性的特征?

    答:在“忍耐”一词中包含的就是“忍受”。这首先指的是穷人在历史长河中曾经忍受过的一切,换句话说,承受他们忍受过的一切。 同样,在“被动性”一词中包含着“受难”。穷人在历史长河中所曾经承受的东西,如今还在承受,这是无比巨大、无法描述的一群忍耐者,耶稣是忍耐者,是有耐心的人。 基督没有耐心,他在圣殿中与兑币人争吵,他还作过一些论战性的布道。 而耶稣则相反,他常受挫折,当人们把通奸的女人带到他面前时,他不说话。 这种形象在我们身上都有。我们真是两者兼而有之:有耐心和没有耐心。对我来说,耶稣首先是受难者,而不是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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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这一特征也一再出现在您的文学形象中。《一声不吭》就是直接引自耶稣受难故事中的一句话。 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那位受难者以及复活是否是您正在思考或能够思考的课题呢?

    答:是的。 不过,我还没有考虑在文学中表现这一主题。当然,我有一个早年写的短篇,从中可以找到这一主题。 我甚至已经忘了,前不久有一封信才引起我对它的注意。 这个短篇的题目是:《起来,起来吧!

    》篇幅非常短。 我打算在其中表现复活主题。 我对胜利者,对军事上的胜利者——即使是盟军——反正都怀有某种恐惧感。问:您作品中的不少人物形象身上带有耶稣基督的形象色彩,如:K。博格纳、小丑、L。普法伊弗尔、K。勃罗姆。在一个充满腐化和罪恶的社会中,人的纯洁与无辜一再成为您的文学主题。您不想从文学上把这些人物形象综合一下,提供一部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那种高度上的、20世纪下半叶的基督小说?

    答:我肯定会这样做,只是,我并非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不是。 我曾经一再试图这样做,可是没有成功。《白痴》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说,一部我所知道的、绝无仅有的基督小说。这是一次用文学方式描写耶稣的、大胆并几乎是成功的尝试。假如我要冒险一试的话,我也许不会把耶稣写成一个病人。白痴是病人,他是癫痫病患者。民间流传着一种神秘主义的、神话式的想法,以为病人,譬如癫痫病患者受到上帝特殊的恩惠。 这一点我不熟悉。 但我也不会把他写成健康的基督。 给健康和疾病下一个定义当然非常困难。 许多健康的人,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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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心理上都健康的人在受苦,而我们却把“生病”和“受难”当一回事。“三一性”可能隐藏在其中吗?受苦的圣灵在哪里呢?困难恰恰就在这里。 所以我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写这样一部小说。 我一再做类似的尝试,但仅此而已。

    注 释:① H。W。 盖斯勒(H。W。Geibler,1893—1983)

    ,德国幽默作家。 ——译者注②T。冯。特蕾莎(Theresa

    von

    Avila,1515—1582)

    ,女圣徒,加尔默罗会教团改革家,神秘教徒。 ——译者注③J。冯。 克罗伊茨(Johanes

    von

    Kreuz,1542—1591)

    ,西班牙神秘教徒、神学家。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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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普罗米修斯、耶稣和生活的勇气

    ——关于希望、信念和宗教

    同I。德赖维茨的对话

    问:德赖维茨女士,这次谈话应以当代的希望、未来和信念问题,以及宗教对您个人和您作为女作家的影响为中心。评论说您“与宗教有关系”

    ,但又审慎,不以文学来描绘宗教。这种观察是否正确呢?

    答:首先,我希望之根几乎没有找到。 希望这根细线几乎已经与粗壮的根割断开了。 但是,关键在于,我并不放弃我不准备放弃的东西。 一定程度上可以讲,我向自己提出的道德义务是:激发已经存在的生命;抵抗毁灭过程和绝望,尽可能地,有时甚至是力不从心地去帮助人们恢复生活的勇气。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能只是呼吸,而要吸纳通过呼吸所接收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转向外界。 但我知道,“呼吸”这个概念如今已变得陈腐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从小几乎就没受到过宗教教育。 虽然我受过洗,可我父亲并不信教,我祖父也不信教。 我很小的时候,没人给我讲过耶稣的故事。 我只记得《我年龄幼小,我心儿纯洁》这首劣诗。 当时,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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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都念经似的念过这首诗。 我上学时,那个同时兼任管风琴师的教员迫使我不得不面对《圣经》故事。在第一学年,这些故事就已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还记得很清楚:十字架上的景象,绝望的表情和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我坐在长椅后面痛哭。 老师走来问道:“出了什么事?哭什么?”我说:“他为什么非死不可?”这是我对自己后来一直相随的生命第一次感到真正的激动。 后来我在9岁时写了一本自己称之为上帝的小书的地步。 我很早就已开始写作,想成为一个作家,或者说以写作为生。 我在这本小书里用诗,用笨拙、天真的图画,还用歌来表现耶稣从诞生到复活的整个一生。当然,研究宗教后来推迟了。 家里的人对于这些问题不大理解。 尽管允许我去做儿童礼拜,除此之外却得不到多少支持。 纳粹时期,有一位牧师给我施坚信礼,他是一名德意志基督教徒。 课程是极端爱国主义的。 后来,我通过一位女教师才与“认信会”取得联系。 当时,她邀请极少数学生到她家里去。 我在《昨日即今日》这部长篇小说中曾试图描写这位女教师。但是,我对教会没有兴趣。 我总是非常艰难地从教外的角度去接近宗教。问:您一方面向自己提出道德上的义务,一方面摸索着宗教的内容。 在文学上您是怎样转变的?

    答:也许是在剧本《所有傻瓜都受到监视》中吧。 当被关押的人从棚屋被赶到煤气炉之前,我引出了《旧约》中的诗篇。那些被屠杀的犹太妇女走出棚屋,诗篇却保留下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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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剧本是我1951年写的。 1953年我写了关于犹大的剧本,1955年发表。1953年写的关于摩西的剧本于1954年元月被推荐为诵读剧本。 摩西形象吸引我的,正是我所寻找的。 我的问题是:上帝怎样才能为人们所理解?他究竟能不能被人理解?我沿着《旧约》的内容,沿着摩西故事,沿着他寻求上帝的整个过程往前走,并力图把我对19世纪哲学的研究吸收进去。 我阐明了自己的想法:上帝肯定存在,否则我们无法生存。 这种认识是该剧的高潮。问:这种认识对于您今天还适用吗?

    答:适用,而且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只有当我们想到上帝时,我们才活着,上帝也才存在。 因此,这涉及到构想中的上帝与存在着的上帝之间的相互关系。问:依您看,无神论的态度并非令人信服?

    答:不。 因为我认识到,对于人来说,具有一个支撑点、一个立足点很重要。 也许这个立足点不需要任何名称。 但上帝就是这个中心、这个立足点的一个名称。问:因此,在您的作品中很早就已出现宗教主题。 虽说如此,可是,评论说,在您的长篇小说中——我想到《十月之光》或《易北河上的冰》——更多的是审慎,而不是直截了当地提到宗教主题,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您在长篇小说《易北河上的冰》中描写了一位战斗着的母亲的生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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