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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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签订停战协议之后，毛泽东对我们卫士说：“我们可以脱军衣了。我脱，你们也脱。”
此后，我们卫士都脱下军衣，再不曾穿过。毛泽东也再不曾穿过那套开国大典时穿的黄呢子制服。
几个月后，就是1954年初，毛泽东对江青说：“黄军衣我不穿了，你看送给谁就送给谁吧。”
江青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桌子上放了4套黄制服。江青说：“银桥，这些衣服主席不穿了，送你吧。”
我“嗯”了一声。用手翻了翻那几件衣服，正要抱走。又听江青说：“要不然，你给孙勇分两套吧。
我负责内卫，孙勇是负责外卫的副卫士长。一听给孙勇分两套衣服，我就多了个心眼，将那4件黄军衣打开挑选。我要挑出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的衣服。
那时，我并不明白这件衣服的历史价值，只是朦胧感觉这件衣服比另外3件特殊些。再说，这件是美国的呢料，那3件是国产呢料；这件的袖子带了黑白条纹的里子，那3件袖口里没有条里子，这样一比较，从质量上讲也是开国大典穿的这件最好。
于是，我选出来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穿过的制服，再从另外3件里选一件，一起抱回自己家。剩下的2件就送给了孙勇。
可是，毛泽东的衣服我穿着肥大，实在有碍观瞻，我决定把衣服改一改。我爱人半开玩笑半认真他说：“你可别瞎改呀。这要是在旧社会，那衣服就算皇帝登基的龙袍呢。”我说：“现在不是新社会吗？毛主席一再说：‘我是国家主席，是人民公仆，不是皇帝。’你瞎扯什么？”
就这样，我将开国大典中最有意义的一件衣服裁剪了，改成了适合我身材的衣服。穿起来精神了，当时很满意，很高兴。
1967年，天津历史博物馆收集重要历史文物，来找我。听说开国大典毛主席穿过的衣服在我这里，他们便给我复制一套新衣服。拿来跟我换。我那时仍然没意识到这套衣服的全部价值，既然他们以新换旧，那就换吧。我脱下了开国大典的“札服”，换上了服装店做的新衣。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中央历史博物馆寻找开国大典毛泽东穿过的衣服。这时我才感到有些后悔。后悔不该剪裁，后悔不该用来换新衣。中央历史博物馆让我跟天津要回来，天津不给。中央历史博物馆无奈，只好跟孙勇要来一套黄呢子军衣，摆入毛主席纪念堂。说明上写着是开国大典上穿的，其实不是。开国大典穿的那件已经被我改了，并且改过以后的衣服现在是在天津历史博物馆。
第十三章
毛泽东与江青的感情生活怎样？
就我15年所见：有恩爱也有争吵。好的时候多，矛盾也不小。前途不很好。
“野史”、”外传”见过街上卖。你为啥还要问真假？自古以来“野史”、“外传”就是编故事。是人民情绪的一种流露，并不是历史。编故事么，你也不能要求作者真实，作者也没有尊重事实的责任。“野”、“外”是消遣休息的东西。你不消遣你当真。那是你自己的责任。·
我说过是编故事，你还要问。江青那时还不满10岁。怎么可能跟康生如何如何？而且康生是在上海读书。“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么。谁也不是神仙，30年前就能未卜先知3O年后。事实是，1956年由周恩来提议，所有中央常委都支持，给江青以较重要职务，与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一道被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主席的五人秘书之一。这次中央常委会，我就侍立于毛泽东身后。毛泽东开始不同意，过去他已经多次反对过。这次常委们坚持，他后来勉强同意了。少数服从多数。
总之，生来就坏的人没有，人是变坏的。有的慢慢变坏，有的很快变坏。生活中不是有不少人“昨日是功臣。今天成罪犯”吗？你看报纸：一名优秀共产党员是如何沦为盗窃犯的？这种报道就比较实际，公正。“沦为”是强调这种变化过程。对于江青也要这样看待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粉碎“四人帮”时，马季的相声大快人心，政治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十几年过去了，仍然停留在马季的相声那种水平，什么头套假发之类的水平，则无论对历史，对艺术都有些说不过去了。何况江青并不是秃顶，她有一头依密的好头发呢。
我不是要讲江青变坏的全过程，我讲不来。我只跟随毛泽东15年。我以为江青发生质变是在10年动乱中，10年动乱中我已离开了毛泽东，也不曾再见到江青。
就讲我知道的一些事情吧。
“七·七·，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纷纷投奔延安。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苦而又离开延安的不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投奔革命不等于是坚强的革命者。毛泽东曾多次指着江青鼻子训斥：“你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这两句话给我印象根深，也耐人寻味。我想：江青如果没有积极投奔革命，毛泽东不去说这两句话。江青如果已经是成熟的优秀革命者，毛泽东也不会说这两句话。
’回
那时，投奔延安的女青年数量颇为可观，许多都是德、才、貌俱备。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和军队高级将领都是从这批女青年中选择了自己的妻子。作为党和军队的领袖，毛泽东的腕力无疑是最大的。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择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
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民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是把她当明星来看待。她唱戏唱得好。她演的电影被国民党下了禁令，她在上海舞台上也扮过主角。现在的一些文艺界名人当年在延安并不比她名气大。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们都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她后来又教会女儿李钠唱戏，给毛泽东表演，也给战士们表演。转战陕北期间，李钠的表演对战士们来说，是紧张、艰苦斗争生活中的一项非常好的休息和娱乐。
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李钠练字，毛泽东说：“我的字不行，她妈妈的字好。让她妈妈给写字帖。李钠是照她妈妈的字练出来的，现在李钠的字画也不错。
江青喜欢骑烈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转战陕北时。她骑的那匹大青马；灰青灰青的，性子很烈，是贺老总送的，据说当年在延安，她是很喜欢跟别人比试骑马的。她比较争强好胜，喜欢出风头。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先到毛泽东那里请示，出来时，江青要送。从杨家岭出来，跑马中，江青打马一冲，惊了周恩来的马，周恩来摔断了右臂。这是1939年的事情。有人说江青那时就搞阴谋，暗害周恩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但是这种推理逻辑恰好是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明的。也算是“种爪得瓜，种豆得豆”吧．我是始终不同意这种推理逻辑的。
江青不爱打枪。喜欢打扑克，织毛线活。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李钠的衣服。裙子。布拉吉都是她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
转战陕北期间，江青没于什么大事，也没干什么坏事。主要就是照顾毛泽东的衣食住行。她负责我们卫士组，应该说，她对毛泽东还是很关心很负责的。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动，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我至今记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
谜底是“唱戏”。
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是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盘成一个舍。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忙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的女孩子，毕竟是一种荣誉。她在冬天穿军装多些。有时也穿深蓝色布棉衣。剪裁合体，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她满意自己皮肤白皙，腰肢苗条。她乐于暴露自己的优点。
江青在表现出她的种种优长之处的同时，也不断地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这些缺点和弱点仿佛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再也改不了，并且不断发展，终于造成与毛泽东感情生活上的裂痕。
江青来自上海，受现代文明熏陶，未必不是好事。她也有深入工农群众，和工农兵打成一片的愿望。但是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使她始终不曾与任何一名普通群众“打成一片”，她甚至始终未能与她的丈夫毛泽东感情融洽，心心相映。
我初到毛泽东身边，每天行军打仗，身后总是拖着几万甚至十几万追兵。这种紧张险恶的环境，江青从来不曾与毛泽东争吵过。大家风雨同舟。协力奋斗。
沙家店一役，扭转了陕北战局。毛泽东住到杨家沟，再无猖狂追兵，过了近半年安定生活。这种相对安定，外部压力小了，内部矛盾开始显露。
我见到的第一次争吵是因为阿姨。
阿姨负责照看李们，兼顾缝补毛泽东的衣物。江青与阿姨初见面，便将自己喜爱的列宁装，前克服，红皮鞋都送给了阿姨，我的经验，女人们一见面就亲热得过度，那么要不了多久肯定会闹矛盾。
果然，阿姨缝补好衣服，送到毛泽东房间时，江青过去看一看，嘴角起来一丝叫人难为情的嘲笑：“阿姨，你看看你缝的针脚。”
阿姨是17岁的少女，没做过针线活。垂下头，难为情地红了脸。江青却并不罢休，推着阿姨朝正在办公的毛泽东走：“老板，你看阿姨什线活做的多粗哪，你看看哪。”
在陕北，江青始终称呼毛泽东为老板。毛泽东不在意地掀了掀眼皮，阿姨蒙受羞辱的伤痛表情使他的思想从文稿中一下子回到现实生活，立刻发了火：“你想干什么？你蠢么！“他先安慰阿姨：“阿姨，谢谢你了，我看着就补得很好。”阿姨退出去后，他严厉批评江青：“你就是改不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江青事后向阿姨道歉：“阿姨，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这个急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江青确实不是故意的，那是一种本能的表现。闹了矛盾，她又主动教阿姨针线活。好没几天，真怪阿姨逢皮袄针线太粗，就又发脾气：“你缝的这叫什么？不行，重缝！”事过一天又找阿姨道歉：“你看我昨天又发脾气了。我就是这个急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我能看出，她找阿姨道歉不是因为真感到有锗，而是怕阿姨心里有疙瘩，照看李钠不尽心。
不久，“三查”、“三整”运动开始了。那天，我服侍她吃饭。盘子里有一条贺老总送来的鱼。她吃一筷子。就给我夹一筷子。我不吃，她不依，我只好吃了。那时天天吃黑豆，吃口鱼真是极大的享受。
她忽然停下筷子。望着我发牢骚：“见他妈的鬼了！对我历史发生了怀疑。我明明是32年参加革命，硬说我是35年。
我什么话也没说。长期为首长们当特务员和卫士，我知道首长们都有这个习惯：心里有不痛快的事总要找人一吐为快。和同样的首长不便发的牢骚，有时是可以朝我们这些贴身卫士发发的。我做出认真和同情的表情听她说。
“三查查到我头上来了。哼！”她夹给我一块鱼，顿了顿，“对了，还说我对你好，给你衣服了。我给过你吗？”
“没有！我叫起来：“谁说的？”
“你看，造谣吗不是？”江青并没讲是谁说的，接着便询问毛泽东近来的生活起居以及身体情绪等方面情况，问得很细。我的感觉，她要通过毛泽东的心情好坏来判断什么或解决什么事情。
第二天早晨，我送工作一夜的毛泽东回卧室休息。江青没起床。拥被而坐。我退守门外．屋里开始是小声嘀咕，是江青在诉苦，隐隐约约能听出江青抱怨有人在整她，希望毛泽东能替她说句话。毛泽东不答应。毛泽东说：“历史就是历史。又说“既然你在上海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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