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保安团-第2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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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卫国摇了摇头，说：“这不过是我随口说笑罢了。第一，委员长是绝对不会释放张少帅的；第二么，那些东北军元老们未必就希望少帅复出。”
台海那边曾流传着一个笑话，说常凯申在1975年临终前还叮嘱大儿子尼古拉要看住张少帅，“切不可放虎归山”。从目前流出的资料来看，这个笑话似乎是真实的。而无论真假都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委员长是绝不会同意释放少帅的。在这种大的政治原则面前，郑胡子那点儿面子算个屁呀！
至于第二点，谁希望头上有个管着自己的“婆婆”呢？要说以前，张少帅还有钱有地盘，现在啥也没有，谁还愿意供着他？何况东北军这帮元老们也不是什么善茬，一个个自私贪婪，目光短浅，好好的东北军就是被他们败光的。
这些道理程政委不会不知道，所以他仔细思量一番之后就不得不承认“没有这种可能”，但具体是什么原因一时也想不透。事实上，别说他了，就算是八路军总部也是一头雾水。
要说以前，东北军对于中g没有任何秘密可言，随便从东北军里面拎出来一个都有可能是地下党。但随着东北军渐渐分化，原来发展的地下党大多撤出，新发展的成员地位又不高，很多机密就接触不到了。
“算了，别为这件事情头痛了，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郑卫国见程政委还在冥思苦想，就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了两句。
程政委说：“那骑十团和53军来了怎么安排？”
郑卫国说：“这好办，骑十团仍回骑兵第四师，反正位置都已经腾出来了。至于王照堃团长，可以兼一个副师长。”
程政委摇头说：“这恐怕不妥，因为骑兵第十一团团长徐明山已经兼任副师长了。总不能让每个团长都兼任副师长吧？而且这样一来，骑四师参谋长刘钟林就没法工作了。”
参谋长虽然地位不高，但名义还是上级。要是下属两个团长都兼任副师长的话，那连名义上的领导都不是了。一旦有什么任务，参谋长还要先向团长请示，就真成大笑话了。
郑卫国尴尬地笑了笑，说：“呃，是我考虑不周。那就先这样吧，希望王团长不会有什么想法。”
论排名，骑十团团长王照堃在骑十一团团长徐明山之前，现在徐团长升为副师长，王团长却原地踏步，确实是有些不公平。不过这件事情并非有人刻意打压，而是骑十团长期未能归建所至，相信王团长也能够理解。
程政委摆摆手说：“这点儿委屈算什么。那53军呢？他们应该还有一万多人吧？这可不好处理。”
郑卫国沉吟片刻，说：“53军北上肯定有军政部的手令。所以我想军委会很快会有新的命令给我们。”
程政委一时没想明白，疑惑道：“你的意思是？”
正说着，周参谋长突然快步走来，笑道：“意思是司令的位子又要往上挪一挪了。”说着有些兴奋地递来一份电报。
郑、程两人忙接过看了起来，只见电文中批示，由97军、53军以及冀中地方部队组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一集团军。集团军总司令郑卫国、副总司令万福麟、参谋长李良荣、政训处长康泽、参谋处长廖耀湘。电文落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常。电文中还通报了一个消息，政训处长康泽将兼任河北省党部主任。
程政委见郑卫国当上了集团军总司令，心头一喜，然而待看到康泽两个字之后，喜悦迅速被愤怒所替代。他两眼死死盯着这俩这儿。恨不得喷出火来。为什么这般仇视呢？这就不得不提一提康泽的情况了。
康泽这个人熟悉历史的都知道。是有名的大特务（虽然他自己并不承认），黄埔三期毕业，曾任别动队总队长，还是复兴社（即蓝衣社）、三青团的创始人之一。在国民党内部地位极高。与戴笠合称“康戴二公”。
当时任何人要见常凯申都必须先在侍从室登记。然后由侍从室向常凯申报告。常想见才见，不想见就不见。但“康戴二公”则例外，他们见常不受限制。随时可见，就是常凯申和宋小妹在一起时，他二人也可以闯入（呃，真的可以么？）。
在国共内战时期，康泽指挥别动队镇压左翼力量最为得力，以“民尽匪尽”的方试消除“赤患”，双手沾满了gc党人和无辜百姓的鲜血，据说直接被杀害的人口竟有数百万之多。太祖曾经说过：“毁灭瑞金（中央苏区首府，这里代指中央苏区）的两个主凶，一是常凯申，再是康泽。农民对于康泽是不能饶恕的！”
可想而知，对于这样一个人的到来，程政委肯定不会表示欢迎。特别是一想到那些牺牲在别动队屠刀下的战友和同志，心里就跟刀割一样。
而且常凯申一口气扔下三块大石头，甚至有可能是四块（因为中g对万福麟并不信任），分明就是来抢班夺权的。这种摘桃子的行为让他更加愤怒。旧仇未灭，又添新恨！
郑卫国心里倒很坦然，因为他知道迟早会这么一天。你看现在97军已经发展到好几万人马，还有了冀中这么大一块地盘。是个人都会眼馋，常凯申要是再不动手就有违常理了。
真正让他感到奇怪的是这三个人选。李良荣是黄埔一期，兰封会战时还是46师师长。廖耀湘虽然只是黄埔六期，但赴法国留学之后水涨船高，现任200师少将参谋长，可谓前途一片光明。
康泽就更不用说了，常凯申的十三太保之一，并且还是当时公认的常凯申接班人。常凯申派谁不好，为什么非要把这三个天子门生派来？
这个疑惑一直到解放后才从军委会的档案中找到了答案。据说当时常凯申也非常为难，曾为此绞尽脑汁。为什么为难呢？
第一，所派人员的级别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比如说胡宗南、关麟征、宋希濂等人已经身居要职，不可能调到华北去，否则形同发配，必然会导致他们心生不满。级别太低的话也不行，比如说普通的黄埔四期生，没有名气，就算到了华北也镇不住场面。
第二，不能太亲也不能太疏远。像俞济时，那是委员长的亲外甥。桂永清，何应钦的侄女婿。这些人怎么好放到敌后？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七大妈八大姨打上门来可怎么收场？太疏远当然也不行，要是派去的人跟常凯申不是一条心，那派过去也没什么用。
第三，不能靠左不能亲g。这一点很好理解，万一被人家拉过去怎么办？
当然，还有第四点，那就是必须得有点儿本事。要是派几个无能饭桶过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话，让委员长把脸往哪儿搁？
一番冥思苦想之后，李良荣最先光荣入选。李良荣因为在兰封会战中先后丢失国防工事和渡口，被剥夺了军职，改为侍从参谋，正是戴罪立功的时候。
别看他是一个败军之将，但其实很有能力（**金门战斗的真正功臣），够忠心（吃了败仗还能呆在侍从室可见一斑）。更妙的是，李良荣曾经过中g走的很近，后来又分道扬镳。这样的人在委员长看来是不可能再反水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康泽入选则跟他“委员长继承人”的身份有关。本来从各方面情况来看，康泽的“太子爷”身份已经渐渐明朗，但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常凯申的亲儿子尼古拉回来了。
尼古拉这些年一直在苏联当人质，还曾在报上撰文骂过常凯申，但毕竟是血脉亲情。康泽再讨常凯申欢心，也是干儿子。在这场夺嫡之争中，康泽很快就败下阵来，而且是一败涂地。为了彻底将对手打垮，尼古拉又巧妙地举荐康泽到华北去工作，认为那里复杂的斗争环境需要这样一位干才。
常凯申很快就照准了，一来康泽在对付g党方面确实很厉害，有利于限制华北g党的发展；二来也是为了保护康泽，免得被尼古拉派人干掉。虽然是干儿子，但多少也有亲情不是？
第三个人选廖耀湘同学则完全是因为李良荣的要求。本来常凯申只打算派两个人过来，一文一武，刚好可以钳制郑卫国和万福麟，又不会引来太多的反感。如果郑卫国和万福麟不合的话，他们还可以借机生事，甚至掌握部队。
但李良荣表示一个空头参谋长根本起不了作用，所以必须得派一个能干的参谋处长过去。结果有人就举荐了孙立人和廖耀湘。孙立人当时是部队主官（主官和参谋是两个套路），又跟委员长不太亲近，脾气还点儿大，所以李良荣最终选择了廖同学。
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这三个人是来定了。现在皖南事变尚未爆发，中g方面不可能跟公然与炮党撕破脸皮，郑卫国就是想推掉这个任命都不行。
程政委长叹一声，懊恼地说：“我就知道这个蒋该死没安好心，没想到他竟然，咳，真是大意了。”
郑卫国安慰道：“兵来将当，水来土淹，有些事情不用太过担心。毕竟部队在我们手上不是？”
程政委说：“那53军呢？要不把他们拦截在根据地以外？”（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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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零九章 一探究竟
郑卫国一下子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要是不同意53军北上，首先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毕竟人家是来投靠的，而且还有军委会的命令，凭什么拒绝？可要是同意他们北上，万一53军来了之后借机生事，根据地必将陷入内乱。如果日军再趁机来犯，情况就将变得相当复杂。
一时半会儿理不清头绪，郑胡子索性不想了，打算晚上再召集冀中军政委员会主要成员在一起开个会。一人计短，两人计长，大家商量一下，看有没有什么两全齐美的办法。
回到作战室，郑卫国习惯性地走到军用地图前比划起来。他喜欢通过这种方式来揣摩日军的动向。当然，光有军用地图还不行，必须得有精准的情报支撑。
由于历史渊源和组织关系的不同，冀中目前的情报系统分成了好几块。郑卫国正在试图将其统一起来，组建一个功能完善的情报处。不过这个工作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完成的，刚从冀西过来的刘自达能力上有些欠缺，但目前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报告，晋主任求见。”才推理了一会儿，警卫员就跑来报告。
郑卫国正想得入神，没听清楚，抬起头来问道：“谁？”
警卫员只好重复了一遍，说：“报告司令，是后勤部的晋主任。”
郑卫国说：“哦，快请他进来。以后晋主任求见，直接带他进来。不用通报。”
警卫员忙应了一声，噌噌噌跑出去了。
晋主任全名叫晋梦奇，是新上任的97军及冀中军区后勤部主任，从冀南借来的干部。他名字里面带个“奇”字儿，人也是奇人。
历史上，1942年的“四二九大扫荡”之后冀南根据地被破坏殆尽。这次扫荡的力度不亚于冀中的“五一大扫荡”，八路军主力也被迫撤到太行山方向去了。
主力一走根据地就更加困难，很多地方干部也随之转移。但时任巨鹿地区专员（相当于州长）的晋梦奇当时就讲“我一定要留下来”。为什么呢？
晋梦奇就说：“我是地方工作人员，如果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地方工作人员的话，老百姓的心就垮了。”
的确是这样。如果一个地方只有游击队。那这个地方你是不可能站得住脚的。除了武力之外，你必须得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工作人员在这儿，老百姓才会真正把你当作自己人。所以在战争中，地方干部的作用非常重要。是衡量一个根据地是否变成游击区的标准。
晋梦奇就留下来了。并始终坚持在日军占领地区行使政权职能。而且做得非常好。他是最早提出用“武工队”形式进行斗争的八路军干部之一，而且明确提出“不要红军干部”，因为红军多是南方人。一张嘴就露陷儿，不容易在本地隐蔽和行动。
在“一枪打穿根据地”的危难条件下，晋梦奇熬过了根据地最艰难的时期。到了1943年，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被迫把力量撤走，他所在的这一带地区，已经是“白天是敌人的，晚上是我们的”。但他却在胜利的前夜牺牲了。
他的牺牲也非常传奇。那是1943年的冬天，晋梦奇和一警卫员骑着自行车前往某地开会。当时车坏了，停了路边修车，结果遇上一个捡粪的老头儿。这个老头儿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