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不高兴-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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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智慧之树则不然，虽然随着生命之树的诞生，智慧之树的种子也同时就已经播下了，但智慧之树本身的成长、壮大、增高，以及最后的开花、结果，却基本上要经过人类自身主观的努力去加以培养、剪裁、嫁接、升华、发扬，例如人类小时候接受父母、师长、文化环境的集体主观的培养，日渐长大之后，更要逐渐加上自我个人主观的磨炼、追求、修养。
由此可见，人类的生命之树，应是绝对、客观、必然的自然之树；而人类的智慧之树，则应是相对、主观、自由的自主之树。
关于“什么是教育？”，我的回答是：伴随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生命过程，同时也需要力促自身智慧的增长，这里的“增长”，不仅包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到死的过程中智慧的自然地增长，更重要的是包括每一个人成年之后不断地对智慧的主观追求的增长，以及人类（民族）整体的智慧与时俱进的总的累积的增长，正是这种智慧增长的累积，形成了人类（民族）的文明；应该指出，智慧的增长，对于人类本身来说，不必是客观必然的，而更多的应是人类必须去主观追求的；正是这种人类在主观上力促自身智慧增长的需求以及与其相关的方方面面的追求的活动，构成了人类的教育。按照上述教育的定义，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教育的本质，即：不断增进人类（个人和整体）的智慧。换言之，一切涉及人类智慧之树成长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谓之教育，而增进智慧之树的高度和丰度，即是教育的本质。或更简单地说：生命在于绝对客观地养育，智慧在于相对主观地教育（更多地是人类整体和个人主观自我的教育）。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教育的大败局（2）
智慧是使人类的生命富有意义（或过得充实）的方方面面，且主要分如下的三个方面：真理信仰的智慧、真实知识的智慧、真诚情感的智慧。真理信仰的智慧主要致力于发现更新的真理；真实知识的智慧主要致力于发明更新的知识；真诚情感的智慧主要致力于创造更新的思维方法、观念和逻辑。这三种智慧是永不可分、三位一体的人类全智慧的整体。
在回答了什么是教育以及教育的本质的问题之后，人们就将不能不进一步回答：什么是教育的出发点？什么是教育的必经之途（方法、途径）？什么是教育的终极目标？等三个方面的问题。
我下面的回答，限于文章的篇幅，暂时略去历史、逻辑两方面的论证，直接给出答案：
一，什么是教育的出发点？
答：教育的出发点必须且只能是先验、自然、真理的真。
二，什么是教育的必经之途（方法、途径）？
答：教育的必经之途必须且只能是经验、自主、真实的善（效、利、好）。
三，什么是教育的终极目标？
答：教育的终极目标必须且只能是超验、自由、真诚的美。
连贯起来说，真正人类的教育，也即人类智慧之树的成长、壮大的需求，必须且只能是从自然出发，经过自主，最后走向并达到自由；或者说从真理的信仰出发，经过真实的实践，最后走向并达到真诚的情感、精神。同样是不可分的三位一体。
上述的说法涉及人类正确的自然观（宇宙观、物质观、规律观、真理观）、世界观（社会观、历史观、真实观、实践观、善行观）和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真诚观、美情观），以及最后，人类总的全思维的逻辑观、智慧观。
经过近四十年的研究，我认定，孔夫子及其儒家对于上述所有问题的回答，均是极端偏颇、极端错误的，而且是完全颠倒的。先看孔夫子关于什么是教育及其本质的回答。
什么是教育？
孔夫子的回答是：教人学礼乐、知礼乐、习礼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总之，普及、宣传、教导礼乐，特别是周代封建的礼乐，周公制定的礼乐，就是孔夫子教育的全部追求，也是他的最高的追求。
什么是教育的本质？
孔夫子的回答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更有他的学生为他总结出来的：“学而优则仕”。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即：“一切教育为（封建）政治服务”。
很显然，孔夫子的回答与人类“智慧之树”的成长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却正是孔夫子的这种对于教育的极端偏颇、极端错误的回答，乃至定位，完全主宰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全部教育。由于这种对于教育的完全错误的定位，并顽固地坚持且永远不变，终于造成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长期历史中教育的巨大败局，甚至文化和文明的巨大败局。正是因为这种对于教育的完全错误的定位，从而完全错置和颠倒了中国人教育的出发点、必经之途和终极的目标，也即完全错置和颠倒了整个教育的全过程。
前面我们曾指出，人类教育的出发点必须且只能是先验、自然、真理的真。且不说孔夫子根本就无视先验、真理，更有害的是，他的“教育”完全隔绝自然。孔夫子既“不语怪力乱神”，也避免谈论生死，更不关心具体的稼穑园艺农事，他惟一只关心礼乐、人事关系，提倡“克己复礼”为“仁”的“忠恕之道”（显然与老子的“道法自然”背道而驰），加上他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论，很显然，孔夫子认为，人类教育的出发点只应是真诚的情感——“诗”意的“仁者爱人”的情感。事实证明，这不仅违背逻辑，倒果为因，同样违背历史，是极其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的“乡愿”之论。这种教育的“以情感为出发点”的做法与人类智慧的成长毫无关系，或者说只有颠倒的关系，从而应该说是完全“倒栽”了中国人的“智慧之苗”。
前面我们曾指出，人类教育的必经之途必须且只能是经验、自主、真实的善（效、利、好）。且不说孔夫子根本无视经验、真实的善（效、利、好），例如他所谓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更有害的是，他要求人们完全放弃人格的自主。他要求受教育者“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这“四勿三畏”的要求之下，学生的“自主”意识早就已经被湮灭了。这决不是力促中国人智慧的成长，而是完全相反，绝对是力促中国人愚昧的成型。
前面我们曾指出，人类教育的终极目标必须且只能是超验、自由、真诚的美。且不说孔夫子的“仁”道、真诚具有严重的“乡愿”之嫌，仅他为学生设定的“克己复礼”、“学而优则仕”的终极目标，就已经让中国人永远地丧失了追求终极智慧精神的“自由”。
显然，孔夫子的教育的出发点、途径和目标全都错了，他走的完全不是从自然到自主、到自由的智慧之路，而是完全相反，他走的是从复古之情到克己复礼、到入仕当官的自我禁锢的愚昧之路，然而中国人，却把他及其儒家的这种走向愚昧之路的教育“思想”整整坚持了两千多年，一直到今天还在坚持。如此的中国教育，怎么可能不终于堕落成为历史上巨大的败局呢？而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的过程也严重地证实了这种巨大的败局：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除了涌现出了大量的帝王将相，以及少数杰出的哀怨的诗人之外，究竟为全人类整体的智慧之“树”贡献出了多少真正值得今天的人们仍然不能不深深怀念并继承的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和艺术创新家呢？
中国人为什么成了历史永远的“囚徒”
何为“历史永远的囚徒”？即被关在某种特定的历史视野之中，永远都看不到该“特定”视野之外还有其他更丰富的历史意义的人们。两千多年来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实际上是一种几乎彻彻底底“偶像”和“偶像崇拜”化的历史。他们的“言谈”几乎完全是“偶像”化的“言谈”（试想想官话、套话、恭维话、乡愿话、言不由衷的话等等）；他们的“行为”几乎完全是“偶像”化的“行为”（总是以谁谁为榜样、为楷模，甚至到了近现代还曾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的说法，等等）；他们的“思维”则更加几乎完全是“偶像”化的思维（几乎全是来自“偶像”独断的思维，子曰圣言，牢记于心，孔子的思想被无限拷贝了两千多年，现在还在继续）。这里所说的“偶像”虽然有很多，有天命的“偶像”，例如《易经》中的种种“卦名之象”；有大人的“偶像”，例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及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他们布满了中国的“正史”——《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等；有圣人的“偶像”，例如孔子、孟子、荀子，两汉、唐宋、明清历代的“大儒”等等，但真正贯穿中国历史的最核心的“偶像”，还是中国人永远都念念不忘的“孔子”的“偶像”。两千多年来，孔子才是全体生生死死的中国人古古今今、完完全全、方方面面最货真价实的“代表”，谁也没有资格能够与他争锋。正是因此，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简直就是用孔子的“套模”一个个印制出来的人种。说话是孔子的（假模假式，道貌岸然），做事是孔子的（如履薄冰，谨小慎微），思考则是孔子的（唯古唯上，唯礼独断）。
正是上面所说的层出不穷的“偶像”、“偶像崇拜”，尤其是全体中国人对孔子“偶像”的“崇拜”，严重地堵塞了中国人全方位历史发展的“路”。中国人自己不明白，他们事实上已经完全被“堵死”在了一个极其有限的历史时空之中，变成了全人类之中十足的“井底之蛙”，即完全变成了自我传统历史之中永远的“囚徒”。这个“监禁”中国人的历史的“牢狱”，完完全全是由中国人自己造成的，是中国人长期以来，在顽固地坚守儒家的迷信“偶像”、崇拜“偶像”的思想传统的过程之中，逐渐地形成起来的，这个“过程”整整延续了两千多年。到了今天，中国的人们还又在继续叫嚷，要把这个儒家的“传统”再继续坚守下去。
要验证我上面的说法其实并不难。只要认真调查自古至今，中国人一直在说什么、做什么和想什么，即可得到“明证”。因为正是在中国人的“说”、“做”、“想”的各方面，自古至今全都显示出了儒家的“偶像”和“偶像崇拜”的严重的“影子”。最好的调查对象，即是自古以来的中国“文人”，因为正是在历代的中国文人们之中，保持着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中坚”，其中又尤其是那些所谓的“著名文人”，他们在历朝历代都有，也很好查找，因为他们在中国正史之中，多半都享有“列传”的地位。
中国文人们在说什么呢？做什么呢？想什么呢？他们都在谨守儒家传统，模仿“偶像”，紧跟“偶像”，亦步亦趋：“偶像”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偶像”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偶像”想什么，他们就想什么。惟一有一点点变化的是，过去中国文人的“偶像”是“孔子”，“皇帝”（圣上），现代中国文人的“偶像”是“领袖”，今天中国文人的“偶像”是某某外国名流，也包括当代中国他们顶头的各级上司，等等。古代的中国文人全面模仿孔子，现代、今天的文人部分模仿孔子，但尽管如此，他们的思维方式，却绝对全都保持孔子的“偶像”式的“独断”。正是因此，他们最共同的一个特征即：在他们的“说”、“做”和“想”之中，全都没有他们自己心灵的“自我”；他们心灵的“自我”，早就在模仿孔子的“偶像”和“偶像崇拜”的漫长历史的习惯之中，不知不觉而自动地丧失了。
不说其他，今天居然还有那么多的文人在叫嚷要恢复“儒学”、要提倡“国学”，而且还搞得那么“轰轰烈烈”，“甚嚣尘上”，乃至要在孔孟的故乡新建“中国文化副都”，似乎“孔孟”即“中国文化”的永远的“代表”，这就是上述“结论”的最大的明证。很显然，在目前的中国，还有不少人离不开“偶像”，离不开“孔子”，更离不开某些已经“偶像”化了的“经典”，例如《易经》、《论语》之类，甚至还更离不开某些已经“偶像”化了的机构，例如坚守了两千多年的人治、专制、权力私有化等等的中国家天下（非社会化）的国家体制。这些东西原本就是长期以来中国人坚守儒家的“偶像”和“偶像崇拜”化的习俗传统的历史产物，也正是这种历史的“产物”，形成了禁锢中国人精神的坚固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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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文人最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