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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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论中做了些修改 （共七点），但是他们的批判没有击中要害，没有动摇我的主要的或者说根本的据点——“团团转”的理论、“螺旋式上升”的理论，和“理在事中”的理论，也无法驳倒我的《新人口论》。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1。04万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原载《新建设》1959年第11期
康德
第一章 生平、著作和性格
康德的生平、著作和性格
斯克拉顿
英国学者。本文节选自斯克拉顿《康德》，周文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康德这位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除了义务（duty）外，不为任何东西所动。因此他的生活平淡无奇。在他看来，一个有道德的人应当能控制自己而不受情感的驱使；应当对权力和名誉淡而处之，权力和名誉的意义比起义务本身的意义来，应看作是微不足道的。为了能够轻松地按照这个道德理想而行动，康德约束自己藏身于学术事业，完全服从于一种毫无变化的机械程序。哥尼斯堡①这位身材矮小的教授就这样成了典型的近代哲学家：蛰居于斗室之内，然而却视自己为无限空间的君主。
伊曼努尔？康德1724年出生于哥尼期堡，父亲是一位贫苦的马具匠。在九个孩子中康德排行第四。康德的父母老实本分，是虔诚的虔信派②教徒。在当时，虔信派这个路德教会内部的改良主义运动，用劳动、义务和祈祷的神圣性观念慰籍困苦，在德国中、下层等级中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它对至高无上的良心的幻想，对康德的道德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尽管它在某些方面是反理智的，但仍然是17世纪推动德国教育普及的一股主要力量。虔信派学校在哥尼斯堡创办起来了。由于一位聪敏慈善的牧师发现了康德的才智，康德在8岁那年被送进这所学校读书。这样一种教育竟然轮到出身低微的康德，这对于后世是幸运的，但对于年轻的康德本人也许就不尽如此了。他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同对老师们的难以忍受的热情的厌恶之心混杂在一起，以致在以后的年代里他只字不提早年教育。关于他的早年教育的性质，我们可以从他的一篇论教育的短文（根据康德晚年的讲课笔记编辑而成）中得到一些印象：
很多人想象他们的年轻岁月是其一生中最愉快、最美好的时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那些岁月是最令人讨厌的；因为我们那时处在严格的纪律约束下，很少能够选择朋友，更很少能够有自由。
哲学家大卫？罗恩肯，康德以前的校友，在他们都成名之后给康德的一封信中写道：“三十年前，那些狂热的宗教徒们的迂腐而令人忧郁的（但不是毫无价值的）纪律压得我们俩透不过气来。”不可否认，康德从他的早期教育中既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忧郁感，也培养了非凡的自制力。成年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他曾作过一番努力，用自制力去克服忧郁感，几乎获得完全成功。尽管环境窘迫，身材不端而瘦小；尽管失去了他所崇敬的父亲和深情热爱的母亲，康德还是很快成了哥尼斯堡最受爱戴的人之一，他的优雅、智慧和敏捷的谈吐到处受到人们的欢迎。
康德16岁进入他的出生地的哥尼斯堡大学念书．六年之后毕业。因无法谋取大学教职，他在许多家庭当过私人教师，直到31岁才在大学获得编外讲师职位。这种讲师没有薪俸，但有资格公开讲课，通过私人学费而获得一点微薄报酬。那时康德已出版了论动力学和数学的著作。他还通过私人数师身份带来的种种联系，获得了自如的社交机会，在这种交往中，他博得了一个“雅致的硕士”的美称。
哥尼斯堡那时是一个比较显要的城市，有五万居民并驻守着一支庞大的军队。它作为一个为东普鲁士贸易利益服务的海港，人口稠密，其构成也形形色色，有荷兰人，英国人，波兰人和俄国人。那所1544年作为阿尔伯尔金纳学院③而创办的大学，是一个具有一定重要意义的文化中心，但在18世纪中叶这所大学充满了一种地方偏狭之气，默默无闻，以至于腓特烈大帝④1739年作为王储访问哥尼斯堡时，竞说这所大学“与其说适合成为科学的舞台，不如说更适合于训熊。”次年，膜特烈大帝登上王位，他竭力向他的王国的这一角落推行高度的文化和标志他的统治特点的思想宽容。这时的康德已把真理和义务看得高于一切，他幸运地发现，这所大学对于他追求这两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成为重大障碍。或许正是这一点（正如他对于他的裔胞之地的依恋感情一样），促使他留在这里长久地等待第一次委任，并在此后又继续等了15年，直到被授予他渴望已久的教授职位。这一时期，康德几次谢绝德国其它大学的聘请，继续在他的居室里诚心诚意地给学生们授课，正是这些讲授建立了他的声誉。他的智力劳动主要贡献给了数学和物理学，3l岁那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宇宙起源的论文包含了他对星云假说的第一次系统阐述。然而，他的任务要求他讲授范围广泛的学科，包括自然地理学。也许由于他不愿意旅行的缘故吧，他成了这门学科的公认权威和（根据极为赞赏这位哲学家的康特？普尔斯塔的意见）人们交谈的话题。
在某种程度上说，康德当上形而上学和逻辑学教授而不是数学或自然科学教授，纯属偶然。然而在康德的生涯中，从这时起，他就把全副精力都倾注于哲学，在课堂上详尽地讲述着十年后出版的、使他赢得德国最伟大的杰出人物的声誉的那些著作的思想。哲学家哈曼⑥写道，听众必须在康德教授预定上课时间前一小时即早晨六点到达课堂，以便占上座位。康德的学生雅赫曼这样描述廉德的讲演：
康德有一种独到的阐述和定义形面上学概念的巧妙方法，这种方法，就我所闻，就是在听众面前进行他的思想探索；仿佛他本人刚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然后，逐渐补充新鲜的决定性概念，一点一点地完善先前确立的解释，最后得出他对这个题目的研究的明确结论。对这个结论，他已经从各个角度作了全面考察，使聚精会神的听众不仅获得关于这个题目的知识，而且无意中受到思想方法上的教益……
在给朋友的信中，这同一位作者谈到了康德的伦理学讲座：
在这里，他不再只是一位思辩哲学家，而同时成了一位生气勃勃的演说家。他既满足了听众的智力要求，又完全抓住了听众的思想感情。确实，聆听它的创造者亲口以如此有力的哲学雄辩讲授卓越的纯伦理学说，是一件无与伦比的乐事。有多少次他曾使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有多少次他曾激起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波澜，有多少次他曾把我们的心灵和感情从自私的唯我主义的羁绊下解脱出来，升华为崇高的纯粹自由意志的自我意意识，升华为对理性规律的绝对服从，升华为对他人的崇高责任感！
雅赫曼的话虽然有点恭维过分，但绝不虚假。无论是私下交谈还是公开讲演，康德的作为演说家的名望，远在他的那些最伟大的著作出版以前，就已得到人们的广泛承认
康德的个人生活常常被喻为时钟一般机械和枯燥，并且是过分吹毛求疵、学究气十足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据说〔海涅就这么说〕哥尼斯堡的家庭主妇们根据康德每天路过的时间校正钟表；据说（康德有一次就这么说）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的经常关注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自疑患症的表现；还据说他房间的陈设和家具的简陋显示了他对美的冷漠，而他恪守时间的刻板生活则掩饰着一题冰冷甚而是冻僵的心。
的确，康德的生活即使不是机械的，至少也是有严格戒律的。他的男仆每天遵命在清晨五点唤醒他，并且不容有任何例外，他总是头戴睡帽、身穿长袍在书桌前一直工作到七点，而每当上午讲课回来后又立刻恢复这套装束。此后他继续工作到下午一点，才开始进他那每天仅有的一餐。饭后不管天气如何总是散步。不过这项活动他是独自进行的，因为他有一种古怪的看法，由于谈话使人用口呼吸，因此不应当在露天进行。他讨厌喧闹，曾两次更换住处以避他人吵嚷，曾一次愤慨地写信结警察总监，要求阻止附近监狱的犯人唱圣歌以自慰。众所闻知，除进行曲外，废德不喜欢音乐，对视觉艺术亦毫无兴趣——他仅有一幅版画，一张朋友赠给他的卢梭肖像。
康德深知当时知识界所招受的责难。他通过这幅版画的主人来作自我辩解，说要不是卢梭使他确信，知识界可以在恢复人权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会认为自己比普通劳动者更无价值。象所有献身于精神生活的人一样，康德需要强迫自己服从那种生活戒律，这不仅没有使他丧失精神创造力，反而使他的天才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他爱寂寞，同样也爱交往。他总是毫无例外地有几个客人同他共进午餐，并且总是在当天上午去约请他们，免得他们因需要谢绝其他邀请而感到为难。他供给每人一品脱⑦红葡萄酒，如果可能的话，再加几道最爱吃的菜。他和客人们一道吃到三点，使他们既感到快乐，又得到教益。他努力让午餐在欢笑声中结束，（当然，这既是康德认为欢笑有助于消化而努力做到这一切的结果，也是谈话本身自然发展的结果。康德著作还闪现现着许多讽刺的笔调，实际上，他最喜爱读讽刺作品。他对于诗歌的热爱同对于音乐绘画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他对健康的关注，也不过是一种康德式的对义务的哲学沉思的结果。他既不赞美也不欣赏定居生活，而是把它看作不过是训练自己的智力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浪漫主义运动的最伟大和最富于激情的著作家之一赫尔德⑧听过康德的讲座，以后又强烈地抵制这些讲座的影响。然而他高度评价康德本人井这样概括康德的特征：
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一位哲学家，他就是我的老师。虽年已入壮年，但他仍有着青年人的那种充满快乐的饱满情绪，我相信，这种情绪他一直保持到垂暮之年。他那为思想而生就的宽阔前额显露出从不消逝的开朗与欢快的神情，丰富的思想从他的唇际轻吐而出，诙谐、警句和感人的幽默他运用得得心应手，他的富于启发性的讲课也是一种令人神往的消遣。
他考察过莱布尼茨、沃尔夫、鲍姆加通。克卢秀斯⑨和休漠，分析过物理学家开普勒和牛顿所阐述的自然规律。他以同样的精神——正象他在自然科学中注目于每一个进入他视野的新发现一样——高度赞赏当时问世的卢梭的著作《爱弥尔》和《爱洛伊丝》，评价了它们的意义，并且总是又回到关于自然和人的道德价值的毫无偏见的知识上来。
人类史、民族史、自然史、自然科学、数学及他自己的经历，是使他的讲课和日常生活生气勃勃的源泉。他从来不对那些他认为值得了解的东西漠不关心。任何阴谋诡计、任何局部利益和好处、任何对名望的欲求，都毫无力量妨碍他去发展和阐释真理。他鼓励并耐心地说服人们独立思考，专横与他的本性格格不入。这个人——我怀着最深切的感激和崇敬之情直呼其名——就是伊曼努尔？康德；我回想起他的形象就感到愉快。
作为大学教师，康德的责任是讲授哲学方面的全部课程。由于他长年把大部分精力投到了教学上，因而只发表了一些简短而不成熟的著作和论文。1781年，当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也是他一生中的最伟大的成就）《纯粹理性批判》发表时，已年届57岁。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