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高处-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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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架者普里克洛皮尔在1998年将娜塔莎诱拐进大篷车里带走，随后开始对她进行了长达八年的监禁。有报道称，这所房子被当地人称为“金库”，因为这位通信技师为它配备了非常好的安全警报系统——这幢房子像美国的金库一样易守难攻。
从警方公布的照片来看，娜塔莎被囚禁在房子的车库下面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房间仅六平方米大，房门由金属制成，在这种情况下，娜塔莎插翅难飞。
意味深长的是，娜塔莎曾经透露普里克洛皮尔逼她称自己“主人”，并沦为他的性奴。由于绑架者在娜塔莎被解救后卧轨自杀，我们无从知晓他绑架的全部目的。可以肯定的是，他试图在自己的密室里建立起一个只属于他的包括权力与梦想的王国，一个他享有绝对权威的美丽新世界。
在绑架中体制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形成，同样贯穿于“体制化”之中。“体制化”是著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Shawshank Redemption）演绎的重要概念。犯人老瑞德（摩根？弗里曼饰）这样谈到“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该片中被体制化的象征人物是监狱图书管理员老布，他在肖申克监狱（体制）下被关押了五十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获知自己即将刑满释放时，不但没有满心欢喜，反而面临精神上的崩溃，因为他已离不开这座监狱。
为此，老布不惜举刀杀人，以求在监狱中继续服刑。他刻骨铭心地爱上了那间剥夺了他自由的监狱，并在出狱后，终于选择了自杀。老布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一旦脱离了原有的环境，一切失去了意义。
在绑架中经受体制化的娜塔莎似乎同样爱上了这座“金库”。她在院子里的偶尔走动甚至给人留下一种在“开明专制”中生活的印象。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事情的真相是她被绑架并因此过了八年与世隔绝的生活。
以权利与自由的名义，在“金库”里我们只看到人质和绑架者。由此出发，更大的疑问是，假如娜塔莎认同自己本应该得到的所有权利，心怀希望，并以此还原绑匪对人质巨大的剥夺与渺小的赠予，她是否还会把偶尔到院子里望风视为“阳光灿烂的日子”，并报之以怀旧的泪眼？
奖励你，控制你
20061111 11：10：46
熊培云《凤凰周刊》
思想国电影评论
：。sixiangguo。
世界电影，能动人心魄者，大抵可分为两类：一曰爱情，二曰逃狱。所以，走进任何一家音像店，你随处可见的便是有关监狱及“逃狱”的影片。甚至，在一些电影中，爱情同样被当作逃离的对象。
自由这个命题和爱情一样古老。如卢梭所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倘使我们将人生境遇视为一种此起彼伏、无休无止的逆境，那么“逃狱”便是件永恒的事情。正因为此，近来奥地利被绑架女孩在绑匪的地下室里度过8年并成功脱逃的新闻撩动了无数读者的心扉。
论及逃狱电影，人们不约而同地会谈到《肖申克的救赎》及其灵感来源《逃出亚卡拉》，以及《美丽人生》、《送信到哥本哈根》这样充满人性光辉的经典影片。当然，如米歇尔·福柯通过监狱模型解构政治何以运行一样，我们同样可以透过一系列狱警题材找出有关社会控制与操纵的蛛丝马迹。
譬如说《监禁》（The keeper）便是这样一部值得我们关注的电影。
故事发生在英国的一个小镇上。克雷布斯是镇上德高望重的警察，在“追星族”眼里，他道德、勇敢、善良、守法。然而，谁也想不到，正是这个“完美男人”借办案之便将一位舞女（吉娜·莫尔）囚禁在自家的地下室里。一切源自克雷布斯幼年时的心理创伤——他的舞女母亲被父亲杀害。和他的父亲一样，他憎恶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并试图用监禁或谋杀等手段来拯救那些沦落风尘的女子的灵魂。
克雷布斯把吉娜·莫尔带进自己的林间小屋的地下室，里面有间铁栅栏囚室，紧接着厨房。连接囚室与外界的是一扇小窗，由于关在铁栅栏内，吉娜只能远远地望着窗子。从早到晚，渴望被营救的她不得不像看电视一样观望近在咫尺遥不可及的外面的世界。显然，这是一间经过隔音处理的地下室，所以即使吉娜看见窗户外面有人走动，也不可能发出哪怕一丁点求救的信息。她似乎注定只能通过向克雷布斯妥协以获得自救的机会。
影片中，克雷布斯有着极其复杂的性格，他暴虐却又不乏同情心。无疑，这间被他用来实施非法拘禁的地下室，对他而言更像是一个象征人间正义的“思想改造所”。
和其他许多逃狱片相比，《监禁》情节简单，乏善可陈。意味深长的是片中克雷布斯的创造的“赚分”游戏。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寓言，它向我们展示了所有统治者实施统治与操纵的密码。
在囚禁的第一天，克雷布斯像仁慈的狱卒一样将早餐递给吉娜，隔着铁栅栏开门见山地希望吉娜能够接受他的改造——因为他是这里绝对的主宰者，“不要试图破坏地下室内的物品以制造响声，引起别人注意”。显然，吉娜并不在乎这一切。她扔掉了饭盒，痛骂这位终日身穿警服的绑架者。由此，克雷布斯公布自己的游戏规则——每个人（囚犯）都应该努力为自己“赚分”。根据这个规则，由于吉娜第一天没有好好吃饭，所以失去了五分，而且这天将不会得到任何分数。
无疑，对于绑架者来说，这种所谓的激励与奖赏机制是一种实用而有效的控制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这种奖励，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责任转移。即，在承认现状的条件下，被绑架者生活是否过得如意，并不完全取决于绑架者，同样取决于被绑架者是否自觉自律，是否遵守绑架者制定的行为准则。如果吉娜因为抗拒这些规则而受到惩罚，那也只是“自作自受”。
这个逻辑带来两个危险后果是：一方面，在别无选择时，迫于驱利避害的本性，人们通常会选择臣服，以求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当有人因为抗拒这种强加的规则而受到惩罚时，指责绑架的道德力量可能因此瓦解，有时甚至会站在相反的立场上指责抗拒者不能安分守己。关于这一点，就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一样，每当遭遇绝境，就会有人主张“好死不如赖活着”，责骂摩西胡作非为，过去的生活虽然卑贱平庸，好歹还有“面包和马戏”。
显然，吉娜选择了屈服，她和颜悦色地接受克雷布斯的教导，不再和克雷布斯发生直接冲突。绑架者的逻辑是，“我是为你好！”所以，当吉娜表现得如一只温顺的绵羊一样在铁牢里等着克雷布斯的施舍时，后者总会用“恭喜你”一类的口头禅来开始他们之间的谈话，或者说是克雷布斯对吉娜进行思想工作。
尽管克雷布斯为了申明自己的权威，偶尔会隔着铁栅栏开枪，像是猎杀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野鸡，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每天温文尔雅地对吉娜说早安。他甚至会在情人节给吉娜送上鲜花。如果吉娜配合，赚得一些分数，克雷布斯会给他兑换成钱数。比如，吉娜赚到200分时，克雷布斯给了她350英镑，甚至给她买衣服与电视。通过一次真诚的谈话，吉娜曾经得到过10英镑。
我们由此看到一个荒诞的场面，绑架者诚心诚意地希望人质在铁笼里过上体面的生活。谁都知道，这是一种毫无保障的生活，任何以臣服换取的“舒适”都是不牢靠的。所以，每当吉娜试图逃跑时，最后都会被克雷布斯抓回来，重新扔进地下室。然而，对于人质来说，获得自由才是真正体面的事。
不难发现，对于绑架者来说，奖赏是他们赠予人质的“天鹅绒监狱”。如果说铁牢笼是为了囚住人质的肉体，那么“天鹅绒监狱”所瞄准的则是人的内心，是对人质斗志的驯服和瓦解。久而久之，使人质“体制化”，逐渐认同并参与这种奖励规则，为自己的生活“赚分”，任劳任怨。正因为此，当吉娜无法忍受身上的肮脏时，她甚至会在深夜对克雷布斯高喊，“赚多少分能洗澡？”在特定条件下，侮辱与被侮辱者达到某种平衡的状态。
当然，对于《监禁》这部影片而言，轻描淡写的“奖励”游戏只是个中微不足道的细节。由于人质只有吉娜一人，因此不能完整反映奖励给“人质世界”所带来的具有颠覆性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在乔恩·图泰尔泰博执导的影片《本能反应》中曾有深刻演绎。在“和谐港”监狱，监狱管理者为了更好地控制囚犯，每天都进行一场分发“方块A”的扑克游戏。这个扑克游戏规定由狱卒随机分发给每位囚犯一张扑克牌。作为奖励，获得“方块A”的囚犯可以得到半小时望风的权利。由于这是一种随机分发的游戏，理论上每个囚犯都可能抓到方块A。
然而，这只是游戏规则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狱卒可以随意抽出“方块A”将它直接扔给任何一个囚犯，并鼓励那些骠悍的犯人从弱者口袋中抢走这项权利。原本是人人都可以平等享受的权利，因此变成一种专有的，惟有通过掠夺方可以获得的权利。无疑，管理者正是通过这种不人道的“扑克的统治”，实现了对全体囚犯的操纵，使这个以“和谐港”命名的监狱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强者抢夺弱者，弱者憎恨强者”的仇恨世界。正因为此，受尽权力愚弄与操纵的犯人们纷纷撕掉手中扑克的场面才会如此感人至深，令人难忘。
事实上，自古以来，人们便意识到通过“奖励”不仅可以激发个体的潜能，更能实现对群体的操纵。关于这一点，在古希腊神话中可以找到极好的证明。阿喀琉斯的父母举行盛大婚礼时，邀请了所有的神，唯独遗漏了“不和女神”厄里斯。出于报复，厄里斯在席间扔下一个“不和的金苹果”，上写着“给最美丽的女人”。赫拉、雅典娜和阿佛洛狄忒三位女神果然为“谁最美丽”争夺起来。正是这场“金苹果之争”，使爱琴海岸的凡人卷入了神的赌局，继而引起旷日持久的特洛伊战争。
如果我们放宽视界，不难发现，“奖励”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方式一直存在于历史生活之中。举例说，那些考了一辈子的老童生便是在某种程度上做了科举制度的“人质”。他们皓首穷经，只为得到皇帝老儿预言的奖赏。如果说上述“和谐港”里望风是一项普世的人权，那么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读书受到社会合理的报偿更是天经地义之事。然而，当读书人别无选择、完全被纳入于皇权考评体系时，其本质上是旧时的才子被制度绑架了青春。可怜其中许多人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做了“旧制度的人质”，不断地在旧制度中被激励、被驯服、被体制化，以致除了考试，便什么也不会做了。
“自己的人生，别人说了算”，这无疑是一种荒诞的困境。透过那些年深月久的时光，我们之所见，不过是无数遭受不合理制度与“奖励”双重绑架了的人生。所以，当李敖演讲“这是我的祖国，我必让它自由”时，我则说，“这是我的人生，我必让它自由”。
屋顶上的矿难
作者：熊培云
几天前，我在网上偶然看到一组新闻照片，说的是成都一位女企业家，站在自家的屋顶上，浇上汽油，纵身火海。寂静的屋顶上，一边是国旗，一边蔽日升腾的浓烟。新闻里说，离这位女子不远的地面上，正有一群如狼似虎的人在强拆她家的房屋。她在火堆边的求饶没有阻吓住任何人。
这是怎样的一位女子？这样的行为，这样的悲惨，已经让人无言以对。就在那一天，我给这组照片起了一个名字，叫“屋顶上的矿难”。至于为什么有这样的思路，也许是因为矿难作为一种日常的、近乎无法根治的巨大灾难，已深深烙在我的记忆里。矿难是这个时代的溃疡，屡禁不止的哀伤。
为什么是“屋顶上的矿难”？你也许要责怪我了。屋顶，原本是个多么诗意的名字啊！“我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屋顶上的骑兵”以及“ 屋顶上的小提琴手”……屋顶是世界的高处，它连接蓝天与星空，是高歌自由与超越凡俗的象征。同样，在我喜爱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最让我难忘的镜头之一也是来自屋顶，尽管那是一座监狱的屋顶。
这段故事几乎尽人皆知了。有一天，被错判入狱的银行家安迪和瑞德与其他几个狱友一起为监狱的屋顶铺沥青。在听到一位狱警在边上和他的同事一起抱怨向政府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太高时，安迪放下手中的工具，向那位狱警提出自己能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