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高处-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命运。正是这个导果为因的“消极预言”，导致了“（弑父）悲剧的诞生”。
事实上，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证据。比如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瓦兹拉维克曾举例说：某年加利福尼亚报章说汽油将短缺，于是当地人疯狂加油，一夜之间便造成了短缺──原本不会发生的恐惧变成了现实。
有个笑话同样解释了这种因果倒置：一位推销员来到乡下，对当地人说，你们得买个防毒面具。当地人不明白，说空气这样清新，要它干什么？！没多久，附近盖起了个工厂，许多有毒气体从大烟囱里冒了出来。于是大家找推销员买防毒面具，称赞他的预言准。当问到冒烟的工厂生产什么时，推销员说，就是生产防毒面具的。
如果生活在二十世纪初，这位推销员可能当选德国元首；今日，他同样有潜质发起几场先发制人的战争。
或许，对于那些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个体来说，“积极预言”有益于实现自己的人生。然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们见证的却是另一种预言困境：虚开远大前程的“积极预言”可能掩盖一个国家当下的碌碌无为，而鼓吹大难临头的“消极预言”或可让这个国家或世界走上危险的道路。
人类为什么迷醉于暴力：。sina。。 2007年07月07日10：32 新京报
作者：熊培云
当报纸沉醉于这种罪恶的描摹，使之成为人们每天必须经过的“杀人橱窗”，其对暴力与血腥的过度渲染使人们渐渐失去了同情心，变得麻木。
6月24日，广州市番禺区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一位女子在自己家的别墅内被谋财害命。除了歹徒的猖狂，当地某家报纸对这起凶杀案的报道同样让我震惊。想必是为了给读者带来视觉冲击，该报特意为《千万富婆番禺别墅遭砍脖》一文，制作了两张三维图片摸拟凶案现场。一幅是歹徒举刀朝女子的脖子上砍去，另一幅则是该女子倒在地板上的情景。血从裂开的脖子与捅破的腹部流到了地板上。如此精雕细刻的一篇新闻，只为衬托文中那一行字———“据知情者说，谭某的腹部和脖子上各被砍一刀。”
一方面，对这种为了取悦读者而制造出来的血腥场景，我充满了厌恶。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对血腥与暴力的喂养是中外许多媒体共同追求的一个东西，它们背后有着强大的文化与心理的支撑。
人类为什么迷醉于暴力？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传播学家L·弗林特在《报纸的良知》中为我们转述的他从一位新闻协会高官那里听到的一件趣事：
有10位牧师拜访一位主编，抗议他在头版尽登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忽略更有意义的大事。这位主编的回答是：“这间屋有两扇门。如果我告诉你，一分钟之后，埃利奥特校长会从左边的门进来，詹姆斯·J·杰弗里斯（美国重量级拳王）会从右边的门进来，你们当中的9个人会看着右边的门。”
这位官员由此解释：获得世界冠军的拳击手要比一位大学校长有吸引力，是因为冠军拳手诉诸了我们内心的原始欲望。美国的文明和文化仍然比较新，上面的油彩还没干呢。仅仅几个世纪之前，我们的祖先还是野人，每个人都为保护自己的女人、孩子和食物在和同伴打仗。
应该说，正是出于对观众“血腥审美”的迎合，许多大众媒体更热衷于描述死亡的过程与场面，而不是探究死亡发生的原因。有些时候，甚至死亡的人数也是不重要的，比如，对电视媒体来说，“鲨鱼杀人”就要比“椰子杀人”更能吸引观众。即使统计表明掉下来的椰子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导致的死亡人数是由于鲨鱼袭击而死亡的人数的15倍。
为什么伊拉克战争爆发时，一些人团坐在电视机前品头论足，兴奋异常？此情此景，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心早已飞回了古罗马。至少，在那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种相同的东西———嗜血的隐秘的欲望。
角斗士你死我活地打斗，臣民歇斯底里地喊叫，以及帝王为收获民意而上下翻动的拇指，为我们见证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面包与马戏”、最精致的“以死娱民”。有关此一“娱民政策”的最经典的旁白，莫过于影片《角斗士》里的那句著名台词———“罗马的脉搏，不是长老院里的云石，而是竞技场上的黄沙”。
今天，当我们路过罗马，曾经旌旗猎猎的娱乐场所多已倒在断壁残垣之中，然而，类似的血腥屠戮并未销声匿迹。至少，西班牙的斗牛表演仍在不停地揭开这道古老的伤口。或许正是因为感到了随之而来的疼痛，在今天的欧洲大街上，我们偶尔也会看到一些赤手空拳、赤身裸体的反抗者，他们将自己打扮成头上长角的“牛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边抖动着胸前的“猛牛酸酸乳”，一边高喊着“要做爱，不要斗牛”的口号。
斗牛文化在中国同样受到抵制。几年前，北京大兴区曾有意建立亚洲最大的、拥有数千坐席的斗牛场，引进美式斗牛和西班牙式斗牛。这一无底线的拿来主义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因为一个心理健全的人不应当以虐待动物为乐，一个文明的社会也不应当容许残害动物的现象存在。另一方面，由于遭受种种道义上的压力，甚至连西班牙政府也在考虑建设“无斗牛城市”。反对者同样认为，这种把少数人的快乐建立在动物痛苦之上的血淋淋场面，与中国文化不符。
当然，拒绝斗牛场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类似的文化传播。现代传播学同样将角斗场视为大众传媒最早的源头。由于中国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影视分级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已经变成了现代版的“不设防的斗兽场”，因为渲染暴力与复仇文化的剧情在电视里随处可见。打开电视，闭上眼睛，只需用耳朵去听，相信没多久你便会抓到那句哭哭啼啼的台词———“我要报仇！”
思想史就是一部说人性坏话的历史，马斯洛曾经如此感慨。这一点似乎同样表现在报纸动机层次上，只有灾难、惊心动魄的突发事件才值得关注，生活的光明面因此被媒体忽视掉了。生活被简化成一场决斗，一场零和游戏，一方是征服者，另一方是被征服者。一方大获全胜，另一方就一败涂地，就像那位躺在三维图片里的可怜的女人，她栩栩如生地倒在“传媒角斗场”上。
当报纸沉醉于这种罪恶的描摹，使之成为人们每天必须经过的“杀人橱窗”，其对暴力与血腥的过度渲染使人们渐渐失去了同情心，变得麻木。阅读使人失去爱心，这将是多么吊诡而失败的现实！
21世纪，我们该怎样哺育和记录文明？在此我们不妨温习一下威尔·杜兰特写在《世界文明史》开篇中的一段话：
“文明就像是一条筑有河岸的河流。河流中流淌的鲜血是人们相互残杀、偷窃、争斗的结果，这些通常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记录的内容。而他们没有注意的是，在河岸上，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子女，歌唱，谱写诗歌，甚至创作雕塑。”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以下是培云发表在《东方早报》上的专栏文章，针对成龙日前的有关言论展开批评。
——思想国·21世纪评论（。21pinglun。）
4月18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在谈到文化与自由时，著名影星、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成龙对媒体说：“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明星就是明星，说错话也有影响力。此言一出，惹得两岸三地反对之声如潮。大陆网友不高兴，有的甚至发公开信联署抗议；香港居民不高兴，若不是香港这“很乱”的自由社会，成龙何来今日之演艺成就；最怒不可遏的是同样“很乱”的台湾，连一向齟龉不断的蓝绿阵营也难得炮口一致，国民党“立委”邱毅讽刺成龙是“戏不卖座，制造话题”，民进党则认为成龙“没有民主信仰，思想中的奴性也很重”。
如此都有意见，一方面可以看得出大家很关注公众人物的言行，尽管他们隔行发言时经常会贡献一些“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式的笑话；另一方面，想来时代真是有了大进步。在经历了风风雨雨的20世纪之后，两岸中国人对自由之价值有着广泛认同。如艾米莉？狄金森诗云：“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即使是那些假装赞美极权国家的人，也并不真想去那样的国家或者时代里生活。
“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不是自我贬抑与自我歧视么？难道“我们中国人”不配享有他国民众一样多的自由？成龙“自由太多”的感慨难免给人一种时空倒错之感。上世纪初，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后，中国迎来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开放。两年后，孙中山讨袁失败。有意思的是，当时孙中山也将“二次革命”失败归咎于“我们中国人”自由太多，认为只有采取集权的办法才能革命成功，并由此以帝俄为师，渐开中国“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之先河。或者说，国民党后来之独裁政治，便是始于当年“中国人自由太多”之判断。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二次革命”失败决非中国人自由太多，有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孙中山在“法槌讨袁”与“刀剑讨袁”之间做错了抉择，暴露了他对暴力革命的迷信。。
随后的二、三十年代，“自由太多”似乎成了世界共识。不唯德国、日本开始信奉法西斯主义，经济危机来临时，在自由传统素来深厚的美国甚至有人公开宣称“美国就缺一个墨索里尼”。在中国，许多人开始将斯大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当作“当代三大怪杰”推崇备至。告别“自由太多”的年代，结果人所共知。失去了自由的世界不但没有获得想象中的秩序与繁荣，反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大混乱、大动荡与大灾祸。
台湾真的“混乱”了么？对于台湾正在实践的民主，我们时常会听到一些冷嘲热讽的声音。当说，台湾有台湾的问题，但台湾在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方面的成长却是有目共睹的。几十年间，台湾由独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和平转型，而台湾民众为此支付的代价，不可不谓最小。遗憾的是，把台湾民主当“天大的笑话”来看的成龙们“只看得见交媾，却看不见孕育”；只看得到表面上的一点乱象，却看不到台湾已经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秩序——在那里，不仅有市场经济，更有市场政治。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本身便有一种约束机制，所谓“你挥舞的拳头到我的鼻子为界”。进一步说，秩序与自由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自由带来的不是混乱，而是秩序。一方面，作为一种权利，自由本身便暗含秩序。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同样是为了建立一种秩序，而保护自由也就是建立秩序。另一方面，秩序即自由。国家作为一种手段，一种人造之物，必须以保护国民的自由为目的。有秩序，才会有自由。法治国家之所以受人赞美，即在于它以国民自由为第一目的，构建秩序即为保障自由。
阿马蒂亚？森说：“发展是为了自由。”安德鲁？汉密尔顿说：“自由是反对滥用权力的唯一堡垒。”今日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不是在努力扩大社会的自由，并以公民自由界定公共权力。必须承认，今日中国内地并不是没有混乱。贪污腐败流行，三聚氢胺热销，民宅被“拆迁党”摧毁，有公共精神的人因为网上发帖被逮捕……谁能对此视而不见？然而，一个人若不是因为翻多了跟头而思维“很乱”，就知道这一切不是因为社会自由太多，而是因为权力“太自由”。而这些自由都是前现代为所欲为的自由，打家劫舍的自由，而决非今人为之奋斗的为秩序与人权而设的自由。
显而易见，只有保障而不是缩减宪法赋予国民的自由，才能真正消除混乱。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文字狱的混乱；有迁徙自由，就不会有搞暂住证的混乱；有上访自由，就不会有截访的混乱；有私域自由，就不会有警察夜闯民宅的混乱。如孟德斯鸠所言，“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笔者同样相信有经济自由就有经济繁荣，有政治自由就有政治安宁，相信哪里有混乱，哪里就一定有不自由。
主题：国界与自由
主讲嘉宾：熊培云
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2010年5月14日（周五） 晚上7点9点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杨子云
主持人：各位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