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高处-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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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兄在来信中着重谈到了“幸福与自由”，这是我所有文章里的灵魂字眼。我知道你是读懂了我的每一个字的人。
关于“什么是幸福”，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有过极其完美的阐述。和他一样，我相信，幸福只是我们在追求自我实现时的一个副产品。自由也是一样。那些以自由为人生终极目的的人是不会真正拥有自由的，因为他们时常为自由所奴役。相反，我认为人生才是自由的目的。换言之，我们是要“自由的人生”，而不是“人生的自由”。因此，对于帕特里克·亨利所说的“不自由，毋宁死”，我是不能完全赞成的。因为人生先于自由，必将远远超过了自由这个价值。所以，我时常提点自己“不自由，仍可活”，提点自己不要过于在意人生的境遇和条件、苦闷于一个时代的“笼恩”。十几年来，我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到西洋，日日辛勤于生计与思想。我相信，人的一生，绝大部分机会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可叹许多人，从来不曾给自己这样宝贵的机会，只顾人云亦云，唉声叹气，全然忘记自己积极行事的意义，忘了自己是环境的一部分，忘了中国正在一点一滴地进步。所以在这里我愿意重复我时常说的两句话，“你多一份悲观，环境就多一份悲观”，“你默许自己一份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
我们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周遭的一切？对于个体的人，自然要坚持人道主义底线。如多恩诗云，“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都是大陆的一部分”。然而，对于社会关系、契约等元素，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原则却是极为重要的。如你所知，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换句话说，任何人际关系、社会契约，都是人类所制造的工具的一部分。然而，为什么有许多人会陷于工具之中，最后完全迷失了自己呢？为什么他们会把工具当成了自己生活的全部呢？譬如说，有些人为了谋得一个职位，抛弃自己生命里最真实需要的东西；有些人会因为在社会中无以生存，而最终走上自杀或自暴自弃的道路。然而，假如一个农民买了一把锄头回家，当他发现这把锄头并不如其所愿，不但不能锄草，反而砸肿了自己的脚背，在他备受挫折之时，他会不会因为这把锄头而否定自己人生的意义呢？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同样是面对工具，会有那么多人陷于社会关系、契约之中，最终否定自己的价值与人生呢？因此我说，人可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也可以更换工具，这是我们可以拥有积极人生的一个大前提。
如果说当下的我还有些超脱，我倒是倾向于认为这是因为我有另一个自己，他独坐云端，观照着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时刻提点我不要因为和其他孩子抢粮食或炫耀抢来很多粮食而浪费自己的时间。所以我说，即使在今天，当人们慨叹上帝已死、世道崩溃，并且纷纷自况“万念俱灰”时，我却看到时间没有崩溃，并相信生命是靠得住的。我们仍然可以因为拥有自己的这一份独一无二的时间而拥有神明。事实上，这也是我在文字之外能够获取无穷力量的另一个源泉。当然，我这里讲的神明，并不是中国人讲的“举头三尺有神明”；而我之所谓“放弃”也并不是那些躲在深山老林里的智者们所说的“舍得”，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生命的本质是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我珍爱时间不过是想借此获得更多机会去创造罢了。同样，遁世的观念是于世无补的，更不值得赞美，这个世界并不会因为有人简单地放弃自己的权利而变得美好。若没有《论公民之不服从》，梭罗的瓦尔登湖及其湖畔木屋也会顿失光彩。
我常在想，生活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何其幸运！今日中国上下，承千百年来之沉郁与坎坷，正在积极转型。这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很庆幸我们的社会承认了作为个体的人的欲望，并且着手在此基础上重建一种关乎人而非神鬼的传统。我们因此有了许多机会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说实现自己的理想。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思想国，既拥有关乎自己的全部主权，又能够开放心灵的边界。如你所知，只有个体的欲望被承认，他才有被尊重的可能，因为“有尊严地活着”同样是我们的欲望的一部分。没有真实的个体的欲望，我们也不可能订立持之有效的真实的契约。
在欧洲读书、写作的这几年，同样是我的心灵与思想得以提升的重要的几年。我对自己充满了感恩之情，是我给了自己机会，走出原来生活的磕绊，开始一心一意做自己最重要的事。我相信，一个民族要想获得持久的创造力与生命力，就要不断地有人从旧有的生活方式与仪式之中解放自己。如人所忧，人生可能毫无意义，但是，倘使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它一定意义非凡。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所有抱持平凡而高贵之心灵者，要积极地做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把一生当作事业来做，把一生当作自己真正的远大前程。
然而，我并不认为，自我实现需要有一种与现实或过去决裂的姿态。我的心地平常而宁静，是因为我有一个信念，21世纪将是一个和解的世纪。
当然，和解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自由，二是合作。没有自由前提的合作，只可能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吞并。在此基础上，人必须有自己“合法的偏见”（伽达默尔语）或“合法的隔阂”。人有隔阂未必全然是坏事情，因为它有利于我们保持某种独立的情怀，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尊重异己的自由。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上说，世界历史上所有大一统政治与思想灌输，都具有某种“传播乌托邦”的性质。
在《源泉》一书中，作者安·兰德借主人公爱德华·洛克之口辩护说，一个人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并没有尖牙和利爪，也没有犄角触须和强健的肌肉，大脑就是他唯一的武器。所以，洛克说，“人世间首要的权利便是自我的权利。人类首要的使命就是对自己尽职尽责。”“我们可以将一顿饭分给许多人来吃，我们却无法在一个集体的胃里去消化这顿饭。没有一个人能用自己的肺来代替别人呼吸。没有哪个人能用自己的大脑代替别人去思考。”所以说，我们使人类社会长久不衰的唯一法宝，就是我们能够独立思想。
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一个人，既要守住自己心灵的边界，同时又要有开放的思想。以独立为唯一目的而不谈合作的人类是没有前途的。众所周知，任何生命必然拥有一个开放的系统，任何拒绝食物的人、自我封闭的国家都会失去自己的活力，走向衰亡。即使是受到人们赞美的瓦尔登湖边的梭罗，也要回到社会与人交往。
如果我们愿意以更宏大的眼光来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无论是个性解放，还是民族独立，我们都可以把它视作个人或者群体对自由与独立的争取。但是，仅仅争取自由、独立是不够的，因为独立与自由都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古往今来，人们争取迁徙自由，但迁徙自由并非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之所以要争取这个自由，是为了更好地成就我们自己，更好地交往，借此获得一种持久的创造、有保障的幸福。
自由不是孤立主义，它应该在平等基础上走向一种合作或者和解。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象征孤立主义的柏林墙的倒掉，看到20世纪战火连天的欧洲与东亚国家，在国家纷纷独立自由后，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谋求共同的利益和共生的繁荣。从世界大政治来说，如果说20世纪我们着重解决主权自由问题，那么21世纪则要着重解决主权合作（让渡）问题，使世界获得可期的成长。全球化、欧洲国家边界开放、全球治理等观念的流行，无一不在昭示：从个体而言，人唯有自由，才可能激发潜能、有所创造；从群体而言，唯有走向合作与和解，人类才可能真正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尊敬的M兄，我在这里给你写这封信，更愿意把它当作《思想国》一书的后记。我愿意借这一角书页，表达我对你，对J兄以及许多默默支持我的亲人与师友们的谢意。
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妻子和女儿，是她们不辞辛苦，陪我在苍茫暮色中寻访罗曼·罗兰的故里与墓园。
感谢我的中学班主任金程鹏先生与南开大学的刘泽华先生，他们给了我慈父严师般的教诲，鼓励我竭尽所能、辛勤思想；感谢我在巴黎大学的两位导师Lucien Sfez和Pierre Musso先生，我在传播学研究上的一些领悟与方法，很多都是受益于他们的启迪；感谢巴黎的陈彦先生，他为我在巴黎的生活与思考提供了热忱无私的帮助。
感谢本书特约编辑、曾经为《山坳上的中国》熬了九天九夜的许医农先生。自叹“出入 百家之门，自己无家可归”的许老今已七旬，她为本书的编辑提出了无比宝贵的意见。许老之于生命与思想的激情，之于工作的细致与严谨，足以让我仰望。
感谢秦朔先生为《思想国》作序，感谢我在《南风窗》工作的师友，是他们在我游学为难之际，伸出了援助之手；感谢南方报业和新京报社的朋友，相信未来中国将会记住他们在推动中国社会建设与公共空间转型过程中的种种挫折与努力。
感谢这些与我盛开在同一时代的花朵，感谢所有与我共此征程的时代同路人，之于你们，我将始终如一地，心怀温情与敬意。
熊培云 2005年4月
易卜生主义（胡适）（论家庭伦理）
20080514 17：30：47 来自： abcd
一
易卜生最后所作的《我们死人再生时》（when We Dead Awaken）一本戏里面有一段话，狠可表出易卜生所作文学的根本方法。这本戏的主人翁，是一个美术家，费了全副精神，雕成一副像，名为“复活日”。
这位美术家自己说他这副雕像的历史道：
我那时年纪还轻，不懂的世事。我以为这“复活日”应该是一个极精致、极美的少女像，不带着一毫人世的经验，乎空地醒来，自然光明庄严，没有什么过恶可除。……但足我后来那几年，懂得些世事了，才知道这“复活日”不是这样简单的，原来是狠复杂的。……我眼里所见的人情世故，都到我理想中来，我不能不把这些现状包括进去。我只好把这像的座子放大了，放宽了。
我在那座子上雕了一片曲折爆裂的地面。从那地的裂缝里，钻出来无数模糊不分明、人身兽面的男男女女。这都是我在世间亲自见过的男男女女 （二幕）。
这是“易卜生主义”的根本方法。那不带一毫人世罪恶的少女像，是指理想派的文学。那无数模糊不分明、人身兽面的男男女女，是指写实派的文学。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一八八二年，他有一封信给一个朋友，信中说道：
我做书的目的，要使读者人人心中都觉得他所读的全是实事 （尺牍一五九号）。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脏官、污官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一八八○年，他对一个朋友说：
我无论作什么诗，编什么戏，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净。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的 （尺牍第一四八号）。
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故不得不说老实话。
二
我们且看易卜生写近世的社会，说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老实话。
第一，先说家庭。
易卜生所写的家庭，是极不堪的。家庭里面，有四种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做戏；四是懦怯没有胆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乐，要安逸，还要体面。所以他要娶一个妻子。正如《娜拉》戏中的赦尔茂，他觉得同他妻子有爱情是狠好玩的。他叫他的妻子做“小宝贝”、“小鸟儿”、“小松鼠儿”、“我的最亲爱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给他妻子一点钱去买糖吃，买粉搽，买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的标致，做妻子的完全是一个奴隶。他丈夫喜欢什么，他也该喜欢什么，他自己是不许有什么选择的。他的责任在于使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