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人的后裔-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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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人免遭西班牙人奴役的斗争。1519年，他返回西班牙，请求国王卡洛斯一世废除印第安人奴隶制。在墨西哥被征服后，他写了《西印度毁灭述略》一书，惊呼“与西班牙一般大，甚至比西班牙更幸福快乐的王国”被“剑、火和奴隶制”摧毁得荒无人烟了。
1530年，拉斯·卡萨斯来到危地马拉都督辖区（包括恰帕斯），试图通过实践证明，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使印第安人皈依天主教。西班牙王室为了限制殖民者在殖民地权力的增长，也为了履行教皇授予的将土著人基督教化的义务，于1542年接受拉斯·卡萨斯的要求，颁布新法，废除印第安人奴隶制，禁止奴役印第安人，禁止强制印第安人为私人服役。新法宣布印第安人为自由人，为王室的奴仆，并拥有他们自己的自由意愿。1544年，西班牙王室决定在恰帕斯建立一个新的教区，年逾七旬的拉斯·卡萨斯被任命为这个教区的主教。拉斯·卡萨斯撰写了题为《恰帕斯教区忏悔神父须知》的小册子，内容是让忏悔神父询问每个忏悔者是否拥有印第安人奴隶，如果有，就不能得到宽恕，直到他们将印第安人放走为止。但是，新法遭到殖民者的强烈反对，他们指责拉斯·卡萨斯是一个“反基督教的主教”，指责传教士应对劳动力短缺和王室税收下降负责，他们要求自由地控制和对待印第安人。拉斯·卡萨斯面临着死亡威胁、被指控为叛乱者，最终被迫于1547年返回西班牙。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上帝和国王都不复存在了”（4）
拉斯·卡萨斯离去后，殖民者肆无忌惮地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通过债务劳役制迫使印第安人为他们的农场劳动。教会也与殖民者同流合污。1710年，长期受到尊敬的恰帕斯教区主教弗朗西斯科·努涅斯·德·拉·维加（Francisco Núez de la Vega）离职，由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Alverez de Toledo）接任。这位新任主教通过增加新的税收、提高原有税收的价格而大发其财。在四年的时间内，他本人就从印第安人身上榨取了万比索的财富。奥科辛格的一个教区牧师，每年的收益为100比索现金、30发内格（fanega，重量单位）的玉米，另外每天还要定量收取30个鸡蛋和两大串鱼。
以雷亚尔城为首府的殖民政权也加剧了对印第安人的剥削。例如，*官（justicia mayor）通过欺诈性的指控和延长审讯的方式，从富裕的印第安人那里攫取财富。例如，契隆（Chilón）的社群头人（fiscal）策尔塔尔人卢卡斯·佩雷斯（Lucas Pérez），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监禁，财富被勒索净尽。他后来成为起义领导人之一，并非偶然。土生白人（拉蒂诺人，Ladino）与地方长官沆瀣一气，抬高向印第安人出售的商品价格，致使很多印第安人家庭负债累累。
一场风暴在酝酿之中。
1712年初，在坎库克（Cancuc）市郊，一个名叫玛丽亚·德·拉·坎德拉里亚（María de la Candelería）的印第安女孩宣布，圣女出现在她的面前，并要求以她的名义修建一座新的教堂。印第安人相信了她的说法，一座新的教堂在指定的地点很快建立起来。据说，在此教堂内，这名印第安女孩很快开始与圣女玛丽亚进行私人对话，印第安人相信，圣女玛丽亚通过她的口向他们传递消息。圣女玛丽亚在坎库克显灵的消息在周围地区迅速传播，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朝拜。最初，新建的教堂和这位印第安女孩并未对天主教会提出挑战，也没有提出暴动的主张。但是，由于各地出现的圣女显灵事件，吓坏了天主教会，当地牧师奉命来到坎库克，严厉斥责当地的村社头人（fiscales）不应相信这种虚假的奇迹，并试图烧毁这座新教堂。印第安人奋起反抗，当地牧师被迫离去。
在殖民地人民反抗斗争的早期历史上，宗教往往成为动员组织群众的工具。直到19世纪中期的亚洲，中国的太平天国、伊朗的巴布教、印度的土兵起义，都是打着宗教的旗号发动的，或者是以宗教冲突为导火线的。恰帕斯早期的印第安人起义也不例外。
为了使印第安人皈依天主教，西班牙传教士允许土著的教友会（cofradía）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结果，大量的印第安人在表面上皈依天主教的同时，却在天主教信仰的掩盖下，保留了传统的宗教信仰。最突出的例子是他们举行的多姿多彩、热情奔放的圣徒（saint）节日庆祝活动。表面上，这是天主教节日的庆祝，但印第安人内心里所认同的依然是他们传统的神灵。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一般是印第安人教友会。印第安人教友会的自主性，使土著领袖有可能确立一定的领导权，并在特定的情况下，打着宗教的旗帜，率领印第安人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
“上帝和国王都不复存在了”（5）
这场起义的领导者塞瓦斯蒂安·戈麦斯（Sebastián Gómez）就是这样一位印第安人的领袖。他自称“来自天堂的塞瓦斯蒂安·戈麦斯”（Sebastián Gómez de la Gloria）；公开反对西班牙人的天主教会，准备起义。1712年初，在策尔塔尔人的地区，就发生了几次自发的小规模的起义。例如，在亚哈隆（Yajalón），当地的牧师被袭击、痛打，西班牙人被抓，但几天后该镇事态逐渐平息。最终引发全面起义的是，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在1712年8月2日的一封主教教书（pastoral letter）中宣布，他将在这个月的10日开始在各地进行第二次“巡察”（visitas）。主教在上任之初的第一次“巡察”，曾极大地增加了印第安人的负担，第二次“巡察”的宣布，引起了印第安人的强烈反对。
坎库克的印第安人领导者准备行动。在主教开始“巡察”的当天，28个村镇的印第安人村社头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宣布建立紧密的联盟，联合反抗任何敌人，直到西班牙人被消灭为止。8月10日，坎库克的印第安人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宣言，其中宣布：
今天，上帝和国王都不复存在了，他们（指印第安人）必须只能崇拜、信仰、服从从天堂来到坎库克村落，以保护和管理印第安人为唯一目的的圣女玛丽亚。同时，他们必须服从和尊敬她所任命的部长、上尉和官员，明确地命令他们杀死所有的牧师（priests）和助理牧师（curates），以及西班牙人、梅斯蒂索人（Mestizos；指印欧混血种人）、黑人和穆拉托人（Mulattoes；指黑白混血种人），只有印第安人留在他们的土地上，在充满良心的自由中，不必向王室和教会交纳贡赋，彻底消灭天主教会和国王的统治权，向圣女玛丽亚缴纳奉物和捐献，对此抗拒者将受到严惩。
起义的领导者向各村庄派出使者，除向印第安人宣读上述宣言外，还要求印第安人前来坎库克瞻仰圣女，并洗劫当地的教堂，将教堂内的白银和黄金饰品送往坎库克。有32个印第安人村庄参与的起义由此开始。
8月12日和14日，起义者袭击了西班牙人聚居的城镇契隆和奥科辛格。在契隆，西班牙军队放下武器投降，以求保命，但皆被起义者处决。奥科辛格的西班牙人及时撤退到考米坦（itan），但是，留下了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看到，在契隆，妇女和儿童没有受到伤害。但是，在奥科辛格，起义者将西班牙人儿童杀死，将妇女带回坎库克；命令她们与印第安人结婚，穿印第安人妇女的服装，碾压玉米，制作玉米饼。
雷亚尔城的西班牙人试图反扑，但是，8月25日，他们在维克斯坦（Huixtan）遭到包围。后来，只是由于来自恰帕（Chiapa）的仍忠于西班牙王室的印第安人的援助，才得以解围。这次战役后，西班牙人决定坚守雷亚尔城，同时向危地马拉和塔巴斯科求援。
维克斯坦战役后几天，塞瓦斯蒂安·戈麦斯宣布，他到了天堂，与上帝、圣女玛丽亚和圣彼得进行了会谈，圣彼得任命他为新的主教。接着，他召集能够读写的印第安人举行了一次会议，在玛丽亚·德·拉·坎德拉里亚的协助下，塞瓦斯蒂安·戈麦斯任命这些人为所在地区的牧师，命令他们回到所在村庄，宣讲福音，主持圣礼。与此同时，塞瓦斯蒂安·戈麦斯任命了领导起义的各级军事领导人，隶属于三名总指挥。
但是，在来自危地马拉的西班牙人武装的进攻下，这支印第安人起义队伍在奥克斯丘克（Oxchuc）遭遇首次失利，他们决定凭借峡谷环绕的高地丛林，固守坎库克，但是11月21日，他们被装备火炮和来复枪的西班牙军队打败。
起义被*后，为了防止印第安人再次反抗，起义地区的印第安人被禁止使用铁制农具，他们的农田被毁，遭受饥饿和疾病的折磨。起义者受到疯狂的报复，有的被俘后被割掉耳朵，有的被送往低地的牧场或庄园服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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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之战（1）
18世纪，恰帕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不同地区间的差别和矛盾。到19世纪初，低地地区的地主和商人与国王政府及其在恰帕斯的代表发生了冲突。在19世纪初西班牙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低地地区的社会精英认为，恰帕斯经济的落后是雷亚尔城寄生的殖民官僚造成的。1808年，拿破仑大军挺进西班牙，废黜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并派自己的哥哥约瑟夫担任西班牙国王。这一事变直接触发了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争取独立的运动。独立战争爆发时，危地马拉都督辖区的下辖危地马拉、恰帕斯、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六个省之中，恰帕斯是一个处于边缘的、贫困的省份，经济停滞，政治上不受重视，“恰帕斯在危地马拉政府管辖之下的三个世纪中，从未繁荣过。……危地马拉从未为该省带来科学、工业或任何其他有用的东西，而是一直将这里看作一块无关紧要的地方。” 1821年8月，西班牙承认墨西哥帝国的独立和主权后，在低地地区的种植园主和商人的推动下，恰帕斯省议会宣布脱离西班牙和危地马拉而独立，并请求与墨西哥合并。1823年9月，在墨西哥外交部长、保守派领袖卢卡斯·阿拉曼（Lucas Alamán）的策划下，恰帕斯举行公民投票，结果万票赞成与墨西哥合并，万票主张与危地马拉合并。在投票过程中，印第安人受到主张与墨西哥合并的教士的操纵，驻扎在附近的特旺特佩克（Tehuantepec）的墨西哥军队对投票人进行恐吓。1824年9月14日，除索科努斯科（Soconusco）以外的整个恰帕斯正式并入墨西哥。1842年，在遭受危地马拉的一次入侵后，索科努斯科也加入墨西哥。但是，由于独立后的墨西哥政府的软弱，加上与其他地区在地理上的隔离，恰帕斯的当地精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拥有很大的自主性。
获得独立的墨西哥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但是，欧洲和北美的企业家接踵而至，在墨西哥投资生产供工业化国家需要的农、林、矿产品。在恰帕斯，他们发现了两种最有价值的物产——木材和咖啡。
如果设想从恰帕斯的西北角到东南角划一条斜线，这条线以西是相对繁荣的索科努斯科海岸，肥沃的马德雷山（Sierra Madre）斜坡以及格里哈尔瓦河谷；这条线以东是中央高地和东部低地，也是印第安人的主要聚居区。由这条虚幻的线分开的两部分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历史。
19世纪，恰帕斯东部的主要经济活动是欧洲人经营的木材生意。到19世纪90年代，欧洲木材公司在乌苏马辛塔河（Usumacinta）及其支流流域开采古老的桃花心木和雪松，这是制作家具的极好材料，价值昂贵，历史学家简·德·博斯（Jan de Vos）称之为“绿色黄金”。由于这两种树木稀稀落落地散布在整个森林地区，可能一公顷的面积内仅有一两棵成熟的树木，因而木材公司占据了穿越森林的河流两岸的大片土地，他们在河岸搭建临时营地，雇用那些采集树液制作口香糖的印第安人寻找这两种珍贵木材。一棵树木被放倒后，用牛将树干拖到溪流岸边，等河水上涨时将其漂往下游。然后，木材公司将其制作成厚木板，用船运往利物浦或伦敦，拍卖给整个欧洲的家具制造商。一旦一个地区的树木被采伐完毕，木材公司即将营地迁往别处。公司的印第安人劳工由于负债于向他们出售食物和饮料的公司商店，没有人身自由，类似于奴隶状态，也随公司的营地迁移。这种产业，满足了欧洲的需要，但没有给当地留下居民点、道路、铁路或其他建设性的基础设施。
种族之战（2）
相比之下，恰帕斯西部山区咖啡种植园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