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纪事-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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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百官一样亲自给皇帝拜年，这是一种失敬的表现，诈病不过是撒谎而已，若说欺君之罪，其实可大可小，夺官罢爵的处置，确实有点小题大做。见到已被贬为庶人的旧日好友，范缜不禁生出几分同情，于是将所有的家产全部赠送给他。
正是出于对旧友的同情，范缜在尚书左丞任上不久，就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一天，梁武帝设宴招待群臣，酒过三巡后，对众臣们说：“朕终日听政，孜孜不倦，希望能知道自己的得失。这里人才济济，希望能畅所欲言。”很显然，心满意得的武帝，想从群臣的嘴里听到的是“得”而不是“失”。而此时，范缜很可能是仗着自己与武帝当年的“哥们儿”关系，想借机劝说这位大皇帝几句。也可能是当年还未得势的武帝，为了日后夺取天下而表现出的那种礼贤下士的气度，迷惑了这位臣下，使得范缜“微言高论”的老毛病又犯了。他满脸认真地对武帝说：“司徒谢腓徒有虚名，不涉政务，但陛下却如此重用。前尚书令王亮擅长治国，陛下却将其废为庶人，对此愚臣百思而不得其解。”其实范缜此举，绝非出于单纯帮王亮说话的目的，指责谢腓徒有虚名，也并非没有道理。
武帝登基后不久，就看中了前朝的一位旧臣谢腓，曾三番五次力请他出任本朝要职。谢对做官似乎兴趣不大，因此婉言谢绝，但武帝不知搭错了哪根筋，就是不答应，谢只得提出先回家乡将老母接到京城，再应诏赴职，武帝痛快地答应下来。临行前，武帝放下其他事情，跑来为他饯行，并赋诗相赠，看到皇帝对谢如此看重，百官们自然也要做做样子，于是送行的队伍前后相望，隆重极了！谢腓回到建康后，武帝下令在他的旧府为他起建新宅，并给以各种优厚的礼遇。据说，谢腓是个怕麻烦的人，对于自己的职内之事，也是稀松二五眼，不甚明了，朝野对这位不称职的高官也颇有微辞。
此时范缜以王亮作对比，提出这一问题，明显具有一种挑逗“公牛”的味道。罢免“贤臣”而巴结重用“徒有虚名”的无能之辈，就这一“诉求”本身来看，武帝就已经可以与昏君画上等号，更何况最后那句：“愚臣百思而不得其解！”这岂不是将武帝的昏庸推到了极致？武帝听后，脸色异常难看，厉声道：“你还可以更正你所说的话！”这显然是暗示范缜，当众为自己挽回一点面子，同时也是给他一个纠正“错误”的机会。这么大的一个“台阶”，范缜竟然视而不见，仍然固执己见，面无惧色。为此武帝愤然离席，使得宴会不欢而散。
紧接着，就有些聪明的官吏读懂了武帝的眼色，罗织罪名弹劾范缜。说他服丧期间拥立武帝，只为日后位居台辅。一旦未受重用，就心怀不满，党附王亮，私下议论朝政、诽谤正直……这份分量很重的弹劾奏章，深得武帝心意，武帝对此弹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亲自列举王亮十大罪状诘问范缜，范缜对此无言以对。看来王亮的错误不仅是对武帝不恭，不然能言善辩的范缜绝不会放过这个“强词夺理”的机会！这份弹劾奏章，成为武帝流放范缜的依据，很快他被贬到遥远的广州。
不久，梁武帝就下诏“舍邪入正，皈依佛门”。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范缜的耳朵里。武帝万万没想到，他一脚上了范缜这颗“地雷”。范缜不顾自己被贬广州的尴尬境遇，将其旧作《神灭论》充实完善，并交给亲友们传播，范围越来越大。此时，武帝任命的南梁最高僧官（僧正）法云终于坐不住了，他急急忙忙上书，要求皇帝在《神灭论》广泛传播前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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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谐的音符（5）
有趣的是，武帝不但没有处置这位不听话的臣子，反而将他召回建康，并授予中书郎和国子博士之职——这很有点像现在挂着某国家机构闲职的教授或研究员。
接下来，武帝颁布了一篇名为《敕答臣下神灭论》的诏书，强调了“神不灭”是儒、释、道三教经典里的共同原则。因为范缜是以儒家学说来反对“神不灭论”的，这样一来，武帝自认为抓住了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
起初武帝显得很斯文，他在诏书中提道：“假如谈论‘无佛’，应该设立一些论点，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论证它的宗旨以辨短长，就佛理以屈佛理。那么‘有佛’之理站不住脚，‘神灭论’就自然可以大行其道。”没想到，对此建议范缜竟然积极响应，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将《神灭论》重新改写，整理出31个问题及答案。这一下弄巧成拙，范缜的论点清晰，论据全面，论证有条不紊。
武帝赶紧组织“王公朝贵”64人，口诛笔伐，一共发表75篇批判《神灭论》的专题论文。这确实有点以势压人的味道，说是人海战术或文化围剿都不为过。没想到范缜仍然从容应对，其势头始终不减，所谓“辩摧众口，日服千人”，可见此人辩才好生了得！
据《弘明集》卷九载，曹思文是一位东宫舍人，在本朝以能言善辩而著称。然而，面对范缜的“微言高论”也显得力不能支，在费了一番口水之后，不得不口干舌燥地承认自己“情思愚浅，无以折其锋锐”。
很多史学家们认为，梁武帝在与范缜的斗争中不择手段，最后用皇帝的权威硬将范缜的学说压下去。这种说法，似乎并不符合历史真实。实际情况是，这场辩论似乎是范缜的“神灭论”占了上风。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件事情上，武帝表现得很宽容，既没有对范缜进行任何形式的贬黜，也没有以官方的名义禁止《神灭论》的流通，更没有对这位浑身长刺的臣下进行肉体上的“修理”，还让他在国子博士及中书郎的闲职上消磨了剩余的时光。由此看来，武帝的胸怀，远比后世那些玩弄“文字狱”的帝王们敞亮多了。
梁武帝即位的第15年，范缜病逝，享年65岁，有文集15卷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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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师们的咒语（1）
在详述梁武帝如何推动三教同源这个敏感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佛教传入中国的简单情况。佛教的传入，确实经历了一个非常坎坷的过程，如同一个婴儿，最初的几步艰难而蹒跚。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学术界目前尚无定论。尽管佛早于汉或汉代初期传入中国的学说向来不少，如三代（夏、商、周）以前已知佛教说；周代传入说；孔子已知佛教说；战国末年传入说；先秦已有阿育王寺说；秦始皇时有外僧来华说；汉武帝已知佛教说；刘向发现佛经说等。但这些说法都难以令人信服。
佛教得以传入，最初应该感谢西汉帝国的一对君臣——汉武帝和张骞。因为当时，中国的西北部地区备受匈奴人的威胁，西域与汉地之间的联系，完全被这个凶悍而贪婪的民族所阻隔。我们知道，在当时源于印度的佛教不可能跨越海拔8000多米的喜马拉雅山系传到中国，而唯一可行的路线，就是通过西域。佛教从释迦牟尼时期起，一直到阿育王即位之前2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流行于恒河中上游一带的地区性宗教。但是阿育王改变了这个现状，他用“法”的征服，将佛教在全印度进行推广，并以政府运作的方式，同时以南、北两个方向，向周围的邻国进行传播。这个计划的实施显然是顺利的，其成效也非常显著。在阿育王身后的几个世纪里，北传佛教，迅速地被推广到希腊人统治的大夏、安息。大月氏也很快在其被征服过程中，接受了佛教。到此时为止，这些国家俨然已是佛教的热点地区。但是，佛教继续向东传播的进程，却遇到了与喜马拉雅山一样的障碍——匈奴人的阻挠。
当然，汉武帝倾力打击匈奴，和张骞两次奉旨西行，显然不是为了佛教传入的方便：此时的汉武帝，可能还不知佛教为何物。但他们的行动，使匈奴人的势力受到有力地遏制，并渐渐走向衰退。随后一段时间里，大汉帝国与西域各国也建立了很好的外交与通商关系。这种商务往来所经历的路程，后来被誉为“丝绸之路”。其实，这条以商业往来为主的“丝绸之路”，同样也是佛教传播的黄金通道。
接下来应该感谢的，就是一个原本居住在敦煌与祁连山一带，后来被匈奴人驱赶，一直西迁到葱岭以西、阿姆河以北地区的那个叫做大月氏的民族。大月氏与汉朝的关系非常好，佛教传入中国与他们有重要的关系。这个民族，在公元1世纪还曾入主北印度，成为贵霜王朝的主人，它的君王迦腻色迦王，成为继阿育王之后，卓有成就的国际佛教推广者。
从玉门关、阳关往西，一直到达葱岭以东，北到天山以南，南到昆仑山以北的广大地区，汉帝国称为西域，这一带有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后来被称作西域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大，包括了中亚、西亚的部分地区，以及南亚次大陆（天竺）。但是古代中国人，多认为天竺（古代印度）也在西面，所以很容易生出误解。法显及后来的玄奘，都被认为是西行求法①。实际上，西行只是途经的西域地区，而南行天竺才是目的地。但西行所经过的国家，确实多是信仰佛教的地区。
商路通了，佛教东传之路也就通了。此时佛教已经渐渐开始从大夏、安息、大月氏向东越过葱岭，传入中国的西北地区，最后传入内地。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具体地描述传播路线，因为牵涉很多难记的地名、名称及弯弯绕绕的路线，还是让我们看一看有关佛教传入的标志性记载吧。
据《三国志》裴注的资料看，前面提到那个被匈奴人驱赶的大月氏，在移居地逐渐强大起来，先后将宾、大夏、高附、天竺等国并入自己的版图。《三国志·魏志·西戎传》注引还有这样的记载，当时的大月氏王曾派遣一位叫做伊存的人来到汉地，将佛经口授给当时东汉的一位博士弟子景卢，这部口授的经典被称作《浮屠经》。这一记载没有说明伊存的身份，也许他是大月氏的一位官员，或是一位僧人。如果究其细节，伊存和景卢两人中，起码有一位精通两国语言。这一年，大约是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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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师们的咒语（2）
口授佛经，是佛教传播过程中的传统方式。因为此时离佛教第一部文本经典的问世，还有100多年的时间。从释迦牟尼在世，直到他灭度500多年（公元1世纪），这段时间里，佛教仅有口传的经典，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口口相传，是佛经在印度流传的重要手段。直到800年后，法显西行求法时，这种口传的方式，在北天竺很多地方，仍然被僧人们采用。据《佛国记》说，法显来到这里后，惊奇地发现，“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可见，直到此时，这里仍然没有书写的文字经典，只有口头传诵的经典。所以，法显等人在北天竺诸国一无所获。因为法显西行的目的，是求得佛教梵文或巴利文戒本和经本，并在当地进行抄写，而不是记录口传的内容。这很可能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文本经典有关，他们显然认为口头的传诵，不可能像世代传承的文本那样言之凿凿。虽然到此为止，佛教诞生写经已有300多年的历史①，但佛教的发源地及附近地区，仍然坚持口头的传道方式，可见传统习惯的根深蒂固。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更相信文字是千古不变的，在公元前11世纪以前，就开始用文字记录各类经典，可见中国人重视文字记录经典的习惯，确实由来已久。既然视经典为权威，那么为了取信于人，自然也是拿经典说话。所以，伪经泛滥，也就成为这块土地上制假贩假的最早典故和最高“成就”！
就在伊存授经这一具有标志性事件发生后的60多年里，大汉帝国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就是短暂的王莽改制，国号曾一度由“汉”变成了“新”，刘家的天下也变成了王家的。第二件，就是光武帝恢复了汉家的天下，史称东汉或后汉。这两件事情似乎与佛教东传没有什么关系。但第三件事情的发生，则直接续写了66年前的那个故事。
此时，正是光武帝的继承者明帝在位，这一年是永平八年（公元65年），汉明帝下了一道诏书，号召天下有罪的人，可以用一种叫做缣的细绢赎罪，这种赎罪方法颇有些花钱消灾的意味。中央政府可能非常需要这些细绢来充实国库，或用于施舍各类祭祀仪式。第一个对此诏令作出响应的，是楚王刘英。这位当朝皇弟与皇上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派遣中书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送到国相（为中央政府派驻各封国的特派机构）处，表示愿以此赎以往的罪过。明帝得知此事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