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盛宴_林语堂-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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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仇敌太过宽大，对朋友太过信任，而做错了事。慷慨的人有时会感到幻灭而跑回家去，写出一首悲苦的诗。中国有许多诗人和学者就是这样的，例如喝茶大家张岱，为帮亲友的忙，很慷慨地把家产花完，可是结果却吃了他自己最亲密的亲戚朋友的亏；他为了这次的遭遇所写的十二首诗，是我所曾读过的最辛酸悲苦的诗。可是我疑心他到死还是那么慷慨大量的；甚至在他很穷困的时候（有许多次是差不多要饿死了的），也是如此；我相信这些悲哀的情绪不久便烟消雾散，而他还是十分快活的。
虽然如此，这种热烈慷慨的心性应该由一种哲学加以保障，以免受人生的环境所摧残，因为人生是严酷的。热烈的心性是不足应付环境的，热情必须和智与勇结合起来，我觉得智与勇是同样的东西，因为勇是了解人生之后的产物；一个完全了解人生的人是始终勇敢的。无论如何，智如果不能生勇，便无价值。智制止了我们的愚蠢的野心，把我们由这个世界的时髦的骗子（humbug）——无论是思想上的骗子或人生的骗子——中解放出来，使我们得到勇气。
在我们这个尘世里，骗子真是多得很，可是中国佛教徒已经把许许多多的小骗子用两个大骗子归纳起来；这两个大骗子就是名和利。据说乾隆皇帝游江南的时候，有一次在山上眺望景色，看见许多帆船在中国海上驶行，往来如织。他便问他的大臣那几百只帆船上的人在干什么，他的大臣答道，他只看见两只船，一只叫“名”，一只叫“利”。许多有修养的人士能够避免利的诱惑，可是只有最伟大的人物才能够避免名的诱惑。有一次，一个僧人和他的弟子在谈论这两种俗虑的根源时说：“绝利易，绝名心难。隐士僧人仍冀得名。彼等乐与大众谈经说法，而不愿隐处小庵，如我辈与弟子作日常谈。”那个弟子答道：“若吾师者，诚可谓世上唯一绝名心之人矣。”师傅微笑而不言。
据我自己的人生观察讲起来，佛教徒这个对人生的骗子的分类是不完全的；人生的大骗子不是两个，而是三个：名、利和权。美国有一个名词可以把这三个骗子概括起来，这个名词就是“成功”（success）。可是许多智者知道成功和名利的欲望乃是恐惧失败、贫穷，和碌碌无名的讳称，而这些恐惧是支配着我们的生活的。有许多人已经名利双收，可是他们还在千方百计地想统治人家。他们已经把他们的生活奉献于祖国，为祖国而服役。这代价常常是很巨大的。如果你请一个智者向一群民众扬帽招呼，一天演说七次，而选他做总统，他一定不愿为祖国服役。白赉士（James Bryce——近代英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以为美国民主政府的制度不能吸引国中最优越的人才入政界去活动。我觉得单是总统竞选运动的吃力情形已足吓退美国所有的智者了。做官的人常常须在奉献一生为人群服役的名义之下，一星期内参加六次的宴会。他为什么不留在家里把自己奉献于一顿简单的晚餐，穿上睡衣上床去睡觉呢？一个人在名誉或权力的骗子的吸引之下，不久也会变成其他偶然的骗子的奴隶。这种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他不久便开始想改造社会，提高人家的道德，卫护教会，扑灭罪恶，制定一些计划给人家去施行，破坏别人所制定的计划。在大会席上读一篇他的属员替他预备好的统计报告，坐在委员会的席上研究展览的蓝图样，甚至于开设一间疯人院（脸皮真厚啊！）——总而言之，干涉人家的生活。他不久便忘记这些自告奋勇而负起的责任，这些改造人家，实施自己的计划，破坏竞争者的计划等等问题，在过去并不曾和他发生过关系，或许甚至不曾跑进过他的脑海里。一个在总统竞选运动中失败了的候选人，在竞选二星期后，对于劳工、失业、关税等大问题忘掉得多么一干二净啊！他是谁呢，干吗要改造人家，提高他们的道德，送人家进疯人院去呢？可是如果他成功了的话，这些头等的骗子和次等的骗子是会使他心满意足地忙着，使他有一种幻觉，以为他的确在做一些事情，所以是“重要的人物”啦。
然而，世间还有一个次等的社会骗子，和上述的骗子一样有力量，一样普遍，这个骗子就是时尚（fashion）。人类很少有表现原来的自我本性的勇气。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cmokritos）以为他把人类由畏惧上帝和畏惧死亡这两个大恐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对人类的一种伟大的贡献。可是，虽然如此，他还不曾把我们由另一个同样普遍的恐惧——畏惧周遭的人——中解放出来。由畏惧上帝和畏惧死亡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有许多还不能摆脱畏惧人们的心理。不管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我们在这尘世中都是演员，对着一群观众扮演他们所认可的角色和故事。
这种演剧的才能，及与之有关的摹仿的才能（也是演剧的才能的一部分），是我们猴子的遗传中最特出的质素。这种展览和表演的才能无疑地可以获得实际的利益，最明显的利益就是观众的喝彩。可是喝彩的声音越大，舞台后的心绪的纷乱也越厉害。它同时也帮助一个人去谋生，所以我们不能怪什么人依观众所认可的方式去扮演他的角色。
可是，那演员也许会取那个人的地位而代之，完全占有了他：这是唯一可议之处。在这世上，享盛名居高位的人，能够保存他们的本性者，为数甚少；只有这种人做戏的时候知道他们在做戏，他们不被权位、名号、产业和财富等等人造的幻觉所欺骗，当这些东西跑来找他们时，他们总用一种宽容的微笑去接受，可是他们不相信他们这样做便和常人不同。这一类的人物，这些精神上的伟人，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上才会始终做简朴的人。因为他们不被这些幻象所缠扰，所以简朴永远是真正伟大的人物的标志。小官僚幻想着自己的伟大；社交场中的暴发户展览他的珠宝；幼稚的作家幻想自己已挤上不朽的作家之林，于是便立刻变成较不简朴，较不自然的人：世间再也没有什么行为更足以表示渺小的心智了。
我们的演剧的本能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在离开舞台的时候，还有真正的生活可以度过。于是我们一生劳劳苦苦的工作着，不是依我们的真本能为自己而生活着，而是为社会人士的称许而生活着，如中国俗语所说的那样，象老处女“为他人作嫁衣裳”。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玩世，愚钝，潜隐：老子
老子最邪恶的“老猾”哲学却产生了和平、宽容、简朴和知足的最高理想，这似乎是矛盾的现象。这种教训包括愚者的智慧，隐者的利益，柔弱者的力量，和真正熟识世故者的简朴。中国的艺术本身，它的诗意的幻象，及其对樵夫和渔父的简朴生活的赞颂，是不能脱离这种哲学而存在的。中国和平主义的根源就是情愿忍受暂时的失败，静候时机，相信在天地万物的体系中，在大自然依动力和反动力的规律而运行的情势之下，没有一个人能永远占着便宜，也没有一个人始终做“傻瓜”。
大巧若拙，
大辩若讷。
躁胜寒，
静胜热，
清静为天下正。（《老子？道德经》下同）
我们既然知道，依大自然的规律，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占着便宜，也没有一个人始终做傻瓜，所以，其自然的结论是：竞争是无益的。老子曰：智者“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又曰：“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现代的作家也许会加上一句话：“世间如果有独裁者能不靠密探的卫护，我情愿做他的党徒。”因此，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善为士者不武；
善战者不怒。
善胜敌者不与；
善用人者为之下。
是谓不争之德，
是谓用人之力，
是谓配天古之极。
动力与反动力的规律造成了以暴力对付暴力的局势：
以道佐人主者，
不以兵强天下；
其事好还。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善有果而已；
不敢以取强。
果而勿矜；
果而勿伐；
果而勿骄；
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强；
物壮则老。
是谓不道，
不道早已。
我觉得如果老子当时被邀请去担任凡尔赛会议的主席，今日一定不会产生一个希特勒。希特勒以他在政治上称霸之速为证，断言他和他的工作一定曾经得到“上帝的庇佑”。我倒以为这件事还要简单，他是得到克里蒙梭（Clemenceau）的神魂的庇佑了。中国的和平主义不是人道的和平主义，而是老猾的和平主义——不是以博爱为本，而是以一种近情的微妙的智慧为本。
将欲歙之，
必固张之。
将欲弱之，
必固强之。
将欲废之，
必固兴之。
将欲夺之，
必固与之。
是谓微明。
柔弱胜刚强。
鱼不可脱于渊；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关于柔弱者的力量，爱好和平者的胜利，与潜隐的利益这一类的训诲，真没有一个人比老子讲得更有力量。因为在老子看来，水永远是柔弱者的力量的象征——水轻轻地滴下来，在石头上穿了一个洞，水具有道家最伟大的智慧，朝着最低下的地方流过去：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
以其善之下，故能为百谷王。
“谷”也是同样平常的象征，代表空洞，代表世间万物的子宫和母亲，代表阴或牝。
谷神不死，
是谓元牝。
元牝之门，
是谓天地根。
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以牝代表东方文化，而以牡代表西方文化，大约不是牵强附会之谈吧。无论如何，在中国的消极的力量里，有一些东西很象子宫或山谷；老子曰：“……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
凯撒（Julius Caesar）要做一个村庄中的第一人，可是老子却给我们一个相反的忠告：“不敢为天下先。”讲到显名的危险这一类的思想，庄子曾写了一篇讽刺文章去反对孔子及其夸耀知识的行为。庄子的著作里有许多这种诽谤孔子的文章，因为庄子写文章时，孔子已经死了，而当时中国又没有关于破坏名誉的法律。
孔子围於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
大公任往吊之，曰：“子几死乎？”
曰：“然。”
“子恶死乎？”
曰：“然”。
任曰：“予尝言不死之道。”
“东海有鸟焉，其名曰‘意怠’。其为鸟也，翂翂翐翐，而似无能。引援而飞；迫胁而栖。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祸。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孔子曰：“善哉！”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
我曾写过一首诗，把道家的思想概括起来：
愚者有智慧，
缓者有雅致，
钝者有机巧，
隐者有益处。
在信仰基督教的读者们看来，这几句话一定很象耶稣的“山上训言”；在他们看来，这几句话也许同样地没有效力。老子给“山上训言”加上一句有趣的话：愚者有福了，因为他们是世上最快乐的人。庄子继续着老子“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的名句而说：“弃智。”柳宗元在八世纪时称他比邻的山做“愚山”，称附近的水流做“愚溪”。郑板桥在十八世纪时说了一句名言：“难得糊涂。聪明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中国文学上是不断地有赞颂愚钝的话的。美国有一句俚语说：“别太精明。”（Don’t be too smart）由这句俚语就可以看出抱这种态度的智慧。最有智慧的人常常假装做“傻瓜”。
所以，我们在中国文化上看见一种希奇的现象，就是一个大智对自己发生怀疑，因而造成（据我所知）唯一的愚者的福音，和最早期的潜隐为人生斗争之最佳武器的理论。由庄子的“弃智”的忠告，到尊崇愚者的观念是一个短短的过程；在中国的绘画里和文艺作品里的乞丐，隐蔽的不朽者，癫僧，或《冥寥子游》中的奇绝的隐士等等的人物中，我们不断地看见这种尊崇愚者的观念。智者在人生的迷恋中清醒过来了；这种觉悟含着一种浪漫的和宗教的情调，而进入诗的狂想的境界；于是那个可怜的、衣服褴褛的、半癫的和尚，在我们的心目中变成最高的智慧和崇高的性格的象征了。
傻瓜的讨人欢喜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我相信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世人是憎恶一个跟同伴们来往时过于精明的人的。袁中郎曾写过一篇文章，表白他和他的兄弟为什么情愿用四个极愚笨而极忠心的仆人。任何人想起所有的朋友和同伴时，都可以证明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所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