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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李敖的冷眼狷行-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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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乱里,直到我进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师严侨(以侨),我的生命才起了突变。严侨是严复的长孙,初到学校的时候,立刻使我们倾倒,他的热情与犀利,文理科的知识,英日文的熟练,都不是那些混饭吃的教员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严侨建立了友谊;很快的,我知道了他为什么整天买醉——原来他是共产国民党!
  ……严侨死了,在他原来的神到自由主义的神的路中间,他倒下了。
  “严侨事件”是我生命里第一次受震撼的事件,他的离去使人有很长一阵子心灰意懒,  “严桥事件”对我是一个总结,它刺激我,使我重新给我自己结了一次帐。那时候的“李敖思想”是一个大杂烩,那时候的我,做过全台湾三民主义论文比赛的得奖人、台中市祝寿论文的冠军以及钱穆的忠实读者。一个中学生,收到钱穆写的信,送的书,竟没有变成钱穆的徒弟,竟在几年以后放弃了“钱穆的路线”,这不能不说是怪事吧?
  如果我没有看过右派的左派的或是国粹派的书,而只看过你的书,而受你深刻的影响,  那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可是当我在右派的书堆里打过滚,在左派的远景里做过梦,又在国粹派的本位论底下受过欢迎以后,转而拿起“胡适文选”,这该是一件很有味儿的事。就老一辈的人说,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带给我这么大的变化,使我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道路——那些使我着迷了好多年的老路。……
  等我又大了几岁,  对你的看法已很少“人身崇拜”的痕迹了,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你,了解你,你有许多使我失望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非常可爱,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我这种感觉只是感觉而已,我把它们多少表示在我给你的信和诗里,  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我没有用看“太老师”的眼光来看你,我支持你,向别人为你辩诬,  使我在军队中得到“思想游移,态度媚外”的记录(我想你不知道军队中有着很盛行的“枪毙雷震,赶走胡适”的革命理论,这种理论同时还有蔓延成“枪毙胡适”的趋势)。同时我也批评你,我不忌讳,如果我远远站在一旁,诫惶诚恐地“执弟子礼”,或是满纸“道席”、“钩鉴”,那未免太俗气。我喜欢你,为了你是一个“人”,有尊严,有味儿,我受你影响和期望自己的,也无非是在权威和群众底下努力作一个“人”,不出卖自己,不低三下四,我喜欢麝,为了它们在必要时会毁掉自己,为了换取不妥协。有一次我向殷海光开玩笑,我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了,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还是自愿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
  也许我值得骄傲,为了我始终未曾放弃我的信仰,虽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不方便,  可是我不在乎,如果我有点才干而不能照我的意思来“行道”,我会毫不费劲地背起我“自毁主义”下乡去。
  我像不相信权威那样不相信传统,我是一个小人物,我不相信我能打倒什么,但是他们除非很费劲,否则也很难打倒我。我像一个王八,他们不理我,我可能冷不防咬他们几口,使他们气得血压高一高,如果他们勃然大怒操刀而来,那我就只好缩头不出,任他们花言巧语,我也是不妥协。我可能是一个最没出息的Cynic,在青龙偃月之下,自信不能做文文山或史可法,只好选择罗素的泄气论,不过套一句蒋总统的话即“不到最后毁灭关头决不 轻言屈服”,这一点总可得“最佳勇气奖”。……收到你限时寄来的一千元,开心之至,温源宁、朱文长他们都记述过你慷慨解囊的故事,今天我竟身受其惠。裤子既赎回,  可说句大话,就是钱本身是身之外物,你对人的体贴该考第一,你用你收下我送的书的事来“诱”我收下这钱,其实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钱是可爱的,可是我若收了,我不能打理由说这是不“苟取”,老祖宗们鼓吹“一介不苟取”,何况一千元乎?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要坚守固有道德——不能收。你既然这么好心帮我一个大忙,那么就让我把它做为一项借款,用它救一下急,周转一下,缓一口气,我决定在明年三月十二日还你,“你千万不要推辞”。这样办,又不过分贪财,又不过分猖介,又没有利息,又穿上裤子,真是再好没有了!
  

6.上胡适五千言书(2)
如果“谢谢”两个字能表达我的感动,我一定毫不迟疑地用它来表达!如果我不用这种字眼,请你允许我寻找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
  胡适收到李敖的长信,读后大为感动,忍不住把李敖的信拿给几个熟人看,“奇文共赏”。无巧不成书,1961年10月28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望胡适,胡适又把李敖的信拿出来让他们欣赏,这对夫妇告诉胡适: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
  胡适马上把这个惊人的大消息写信告诉了李敖。
  1961年11月1日,姚从吾在台大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李敖。信是胡适写来的:
  李敖先生:
  有个好消息报告你。    .  ·
  严停云女士(《智慧的灯》的作者)和她丈夫叶明勋先生昨天来看我。他们说严以侨已恢复了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他喝酒大多,身体颇受影响。
  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
  胡适没直接将这封信寄给李敖,而是在信封上写着“敬乞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托人送给姚从吾,再由姚从吾转交李敖,其目的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李敖不便。
  李敖感慨道:“他真是个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严侨没有死!
  李敖又惊又喜。严侨死的消息李敖是从中央通讯社胡传厚的儿子那里听来的,而胡的儿子是严侨数学课上最红的学生,也是李敖的好朋友,而胡传厚与叶明勋很熟,所以李敖从来没有怀疑过那条消息的可信性,所以乍一看到胡适信中所言,他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严侨居然能“复活”——居然在保安司令部眼中能“新生”,在他的眼中能“再生”,
  这真是李敖26年来所碰到的大奇事了!
  他马上通过华严得到严侨的地址,当天下午就决定去看望严侨。这天李敖在《文星》发表了《老年人个棒子》,也就顺便带一本去,想让这位自己所崇拜的老师看看自己的文章。
  严侨那时住在台北新生北路的陋巷里,是一幢老旧日式平房。
  李敖敲开严侨的房门,严侨一看来人,立刻惊喜地喊着李敖的名字,跑过来,抱住李敖,流出了眼泪。
  七年隔世,李敖感叹严侨真老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口中的酒气,没有任何一点能证明那是42岁的壮年!”
  一切都有了改变,除了他那炯炯的眼神和手中的酒瓶外,真的一切都有了改变。
  问到被国民党抓去以后的遭遇,严侨绝口不向李敖谈在火烧岛上的事,只是摇头又摇头,痛苦地说:“不好受!不好受!你干万不能到那儿去!”
  坐在破旧的藤椅上,严侨仔细看了李敖在《文星》上的文章,核对了几段译文,夸奖李敖翻译得好,最后他放下书,严肃地对李敖说:“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
  严侨回忆说:他被捕后,也十分担心李敖会出事。他判断李敖写给他的信一定同时被搜走了,那封信不满现实,攻击国民党,也许会给李敖带来麻烦。严侨说他前后坐牢,一去五年,为他是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
  严侨那天还告诉了李敖一些令人伤心感怀的事,以及他被捕后严师母北上投亲所遭遇的人间冷暖。严师母本是想投靠辜振甫,但辜家简直是把家门关了起来,说什么他们不欠严家什么,严家也不欠他们什么,大家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严师母无法,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儿院,把老三寄养给人,自己跑去做下女——并且是给外国人当下女,中国人是不敢请“匪谍之妻”做下女的!
  严侨拿出酒,师徒二人26年后重同饮,酒后的严侨偶然使李敖看到往昔的风采,但李敖明显感到:老师变颓唐了。
  看到严侨那三个命运多劫的孩子,李敖本想问问他们的情况,可孤儿院长大的那两个好象有点“谈院色变”,就好象严侨不愿谈那使他色变的事情一样,于是李敖沉默了,他在自己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100元,送给三个小孩子。
  在谈话间,李敖将华严的书《智慧的灯》送给严侨时,严侨脱口而出:“那是什么狗屁!”李敖听了一惊:华严可是老师的亲妹妹呀!可转念一想,明白了严侨为什么如此愤激了!在来看严侨之前,华严本要李敖看过严侨后将看到的情况告诉他,但李敖知道自己回去将向华严交白卷了!
  师徒两人都喝醉了。当李敖也醉熏熏地从严侨家中走出来时,已是月影西斜。
  当天深夜,李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看到严侨后的感想,于五日后寄给了胡适。李敖称赞胡适“真不愧是“上夯碧落下黄泉”!,“居然使严侨‘起死回生’”,“把躺在我心里的酒鬼又扶起来了。”
  然而,李敖虽因重逢严侨而欣喜,但是今夕何夕,人与心境都大大不同了,严侨在思想上自暴自弃,在生活上日益沉沦,日日以酒浇愁,李敖觉得两人在交往中已没有思想境界上的交流,而剩下人情和彼此的怜借了。
  李敖最关心的是严侨的健康问题和经济问题。由于长年坐牢与酗酒,严侨的身体已每况愈下,健康明显在恶化。除了喝酒,严侨的香烟也抽得很凶,但每次抽到一半就掐灭了,他似乎对香烟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但又控制不了抽烟的冲动。对他来说香烟显然成了一种道具,使他掩饰内心的恐惧和痛苦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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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胡适五千言书(3)
经济上的窘迫显然更加强了严侨的痛苦和恐惧。李敖决定实实在在地帮助严侨,就为他提出了一个翻译计划,让严侨有计划地翻译些日文中有价值的作品,由李敖负责帮助在《文星》等杂志士发表。刚开始严侨很兴奋,也认真翻译了一些作品,但没过多久,就旧态重现,难以为继了,稿费在〈文星〉上也透支得不能再透支了。
  1962年10月1日,严侨有一封给李敖的信,充分说明严侨本人的因厄和精神上的颓废:
  敖:
  债,债,债!每日过日都成问题了。介绍要学日语文的人给我教。天天为着找“吃饭的钱”忙而愁。青黄不接,把我整坏了。职业一时找不到,做小贩的本钱都没有。翻译东西不是单行本,稿费不够。文星的饯也拿过来了。钱是从“o—a”非常难的,拖车都要有本钱。 “三际未必真”,“实际和幻像之间很难找出界线”。我该是无所求,可是还缺些什么似的。“酒”的兴趣好像失去了。是“好”是“坏”很难断定。人家说“好”就算好吧!人无端地生,无端地活,无端地死——生死之间无端地做一些事(相关关系的遭遇)。空时(space—time)都是变数。对了,我忘了,我们是不能脱离所在的坐标系。所讲的话也能算是话。你好么?不可让自己紧张,尤其是下意识地。
  两人重逢后,李敖只收到严侨这一封信。李敖真想再看到以前那个神采飞扬、才华横溢的老师,再和老师作一番精神上的交流,可惜这都已成往事。
  严侨本来在育英中学有教职,但因为酗酒,最后连这仅有的职业也丢了,生计无着,严侨的酒喝得更凶了。
  在期间李敖经常抽空去看他,送钱给他,李敖手中保存的一张1962年7月15日的荣星医院治疗单就很说明问题。这张单据上开注射费270元,药费35元,入院费120元,共425元,打八折340元。这些钱都是李敖支付的。
  但李敖觉得这总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本办法是使严侨重新振作,而要使他振作,李敖认为最关键的是想法让严侨戒酒,为此李敖伤透了脑筋。
  最后,他决定仗着自己和严侨的一番师生之情与严侨彻底摊牌。李敖严侨的妹妹华严作证,在医院当面对严侨说:“老师,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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