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絮语-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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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名人出书”不应太匆匆，但有了这一股潮流，负责的批评家能本着营建和谐，悉心指教甚或严辞点评，都是为这一潮流添光加彩的好事和善举。
断不至于像某博士在报上所言，“什么乌七八糟，我从来没看过。”我把这句“名言”理解为言出幽默宛尔一粲。否则，无限遐思，就会误认为我们的教育体制是不是也出了偏差。
言归正传。张一玲、林金荣两位女秀才帮我“再立新功”，并且犹如陈军般的全力以赴，与我切磋，选题立意，一章一节都极尽思谋，我也算灯下苦熬，半年寒窗，三十万字的文稿绝非吹灰之力可成，个中辛苦与压力、希望与不足、努力与困怠、写作与职场之劳、居家与外出奔波，紧锣密鼓，无暇稍息。读者诸君，在下当时已近花甲，就算抄录三十余万字，也很费力，何况这本书的文字仍由我心淌出。《岁月情缘》于2000年问世，本待再现辉煌，却风波陡起，枝节旁生，就算我一千个不情愿，也竟至被请上法庭，第一场法律风波开始了。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1）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是我学生时代必读的文学范本。
如果我现在朗诵这篇散文诗，精、气、神，均不能抒发作品高亢、激昂、响彻行云的气势了。前不久，有个晚会邀我朗诵郭老写的话剧《屈原》中的台词选段《雷电颂》，我坦言不能胜任。我的心目中深惧惊涛骇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洞庭湖水在范仲淹《岳阳楼记》的描述中也令我“满目萧然”了。
我尤其惧怕海上的巨浪，如果是海啸那就更闻之色变了，我也怕那大江大湖无风波涌的茫茫声威。
但在玉渊潭边漫步时，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情景仅使我的情怀微荡，我喜欢在这波澜不兴，碧水微澜的景色里，放飞心儿的畅想，回忆以往的欢乐，期待未来的温馨。
2000年以后，我的处境当然不是太平洋海啸，也不是樯倾楫摧的洞庭湖的“浊浪排空”，但恰似玉渊潭的湖水被莫明其妙的东西南北风刮起一片白色碎浪。
孟郊曾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若不赏，归卧故山丘”之慨，曹雪芹亦有“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之叹，俄国作家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处女作寄出之后，准备在不被出版社接纳，将走上绝路之际，夜半惊魂，一阵拍门声后，出现在他面前的竟是当时在俄国文学界“一言九鼎”的权威评论家别林斯基，这位泰山北斗，激动地说：“果戈理又出现了！”
我无从在文学、文字、才情、影响上，与这三位中外历史文化名人相望，但对自己已经开始写作，出版了《岁月》两部作品且遂后引起20世纪末中国文学出版界的一股热流也颇自得。
在拙作中，我曾引用过我于1978年在白帝城碑林中看到楷书镌刻的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并已记住“得意不宜再往”这句话。
期盼再续新篇，再次畅销，心中隐隐的盼望，这就是“得意而又想再往”了。违反古训，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得意再往”按常人理解占便宜没够。
《岁月情缘》首发25万册，这一数字固然体面，首发比《随想》多了7万册，这等于是卷土重来，应该说这本书，下了比《岁月随想》更多的功夫，但却少了新意，有点老调重弹。虽然在二位才女的要求下，我在行文时比上一本书下了更大功夫，但少了那份我所追求的行云流水的率性。
此处我说的是我追求的，并非已达是境。
文人嘛，还要庄敬谦逊。不过，太过斟酌，虽使词汇更多姿和语句更华丽，的确是少了那份自在。这使第二本书追求更完美反而又有了不足之处，不过总的来看我仍满意。
但出第二本书时，我身旁多了一些审视甚至挑剔的目光，第一本书的出版前后，产生的未可预知的效应，是十分吸引人们眼球的一件事。因此，这第二回的出书时就有一些特别的目光了，但对这本书，至今还没挑出太多的毛病，不过我自己太热衷于外部的热闹了。在促销上走了偏锋，不是像以往只在新华书店签售，而是多了商业色彩与商家联手促销，他卖货我签书。说到签售，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作者并不是自产自销者，无非是书店或商家从出版社以低于市场价折扣买进，他们或卖或给买自己商品的人送一本书，促销自家商品，本无可厚非，但这种场合，我的出现，别人会怎么看就不好说了。其实我一分商家钱也没挣，纯属赚个人气，赚个名声。但在山东出了情况。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2）
北京某报转载江南某晚报所发山东撰稿人写了一篇《买鞋才能获签名 赵忠祥泉城卖书遭冷遇》一文，文中说，某商场某摊位必须买一双鞋，才能得赵忠祥一本《岁月情缘》。于是“读者寥寥无几，面面相觑难以理解，相互询问，甚至高声喧哗：‘赵老师，您是售书，还是卖鞋。’”寥寥无几何来喧哗？
北京某报与我一向交往甚厚，曾多次对我保护野生动物的心愿和第一本书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报道，而这次却在我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篇文字原封转载，转载文中有两个地方使我很不高兴。一是把我的《岁月情缘》错印成《风月情缘》，二是载文之后又发一个编者按，欢迎广大读者对赵忠祥这一现象讨论下去。
我的“岁月”改成了“风月”，而一般人或我本人都会把风月理解成风月场所，伤风败俗哪有什么情缘，我把这家报纸的转载，发编后语再加上改我书名三件事连在一块儿，我认为这是故意作贱人，居心叵测。
事隔多年，我用今天的觉悟来回顾当初，假设我当时装聋作哑，硬咽下这口气，也未必气成半身不遂来，就不闻不问不接招，这叫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应当这么做，但我那时虽年事已高而修为太差，觉悟太低，我采取了“恩怨分明”，不平则鸣、还以牙眼的方法。
而当时，我知道，假设我写一篇不同看法的文章，不但这家报纸不会采用，说有什么不同想法欢迎来稿，其实那并不包括被他们骂的人我在内，而且其他平面媒体就算与他们有竞争，但按他们的行规也不会采用。连一家境外传媒都表示过，“我们不会得罪同行。”这家媒体邀我做一个专访，我问假如我点了××报的名可不可以在你栏目中播出去？据她请示后说真的很为难。这叫什么逻辑，我就不是新闻人吗？他们登我的不实之事，怎么就不考虑同行义气呢？何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呢？
于是我宣言“沉默不是我的个性”，我有话要说，而且机会太多了。不久北京举办书市，邀我参加，我想那天媒体一定会采访我，我正好利用这次采访表示我的态度，有人依仗自己的媒体，我依靠我的名望，只要我愿意，总有许多能说话的地方。到了书市我发现我不仅在电视、演艺圈能有媒体不断关注，在图书圈仍有不少记者采访我。
当几台摄像机对准我，我在读了新书出版后的发行情况的书面发言后，同时，对某报的不实转载和不怀好意的报道也进行了“自卫反击”，我说他们在做歪曲报道，构造虚假情节，污辱人格，而失去了起码的职业道德。那时我的情绪完全由北京某报的做法所引发，但我并不在意，甚至根本没记住这篇文字是谁写的，所以我至今也不记得说过谁是流氓这个词，因为我没有必要记住具体的对象，至少在我主观意识中完全没有对山东的记者有任何微词，我根本没注意他是谁，我也根本没把那篇不实的原文中的描写放在心上，我只是对北京某报转载和篡改我书名又发编者按而十分不满。我在意和气恼北京这份较有影响的报纸的这种做法。
他们在报上，以不实情节羞辱了我，我仅仅以一己之言，指出他们的不对，表示了我的态度却“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家媒体的个别人，竟毫无自觉，反而恼羞成怒，仗着自己的公权力给予的职业之便，以人民的传媒进行对公民个人的*，在全国几家报纸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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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不做亏心事 哪怕有人找上门（1）
为人不做亏心事 哪怕有人找上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0年2月的一天傍晚，我儿赵方晚饭前匆匆赶回家中，手握一张报纸，神色十分紧张，“爸，人家告你了！”他把报纸递给我，又是京城一份报纸，把这条消息放在显眼的地方。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诉赵忠祥名誉侵权一案。”这名誉侵权的主要依据是我说了山东Z记者是流氓。
令我莫名其妙有两点：第一，我从没有说过山东某人是流氓，我根本还记不住这篇歪曲事实报道的原创者是谁，我不可能仅以一篇失实报道，认定他是流氓。第二，这个糊涂案，所涉事态纯系空穴来风，为什么一个大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会受理这件小案子呢。
我领教了“迅雷不及掩耳”是怎么个状况。头天方儿刚给我看了山东立案之事。第二天，我正在台里录音，忽然录音员在隔壁停了机，“赵老师，接电话。”谁这么多事，打进机房来干扰工作。我拿起电话，是从东门传达室打来的，一个男声：“我是济南法院办案人员，给你送达法律文件，你出来接一下吧。”“你们为什么不能预约一下，实在抱歉，我正在录一个等着播出的节目，请您稍候，我工作完了就出去。”但没等我录几分钟，技术员又停机了，又是门外那个人问您为什么还不来接传票。我十分耐心的对他说：“我刚才说了，我正在录音，我正在工作你应理解。”对方好像有些气恼，这时我想到，如果我是外科医生正在手术台抢救病人，也必须停止手术火速接这份民事传票吗？我这会儿同样也不能撂下工作，只能请他们稍等，他们也只能稍等。
没过一会儿，电话又来了，我每一回都要停下工作走出录音间，走到调音台所在房间接电话，我刚要说，“我在工作……”电话中传来的是张子扬略带沙哑的声音，子扬虽然是我的主任，但由于过去长期合作，相互尊重，他都一直叫我赵老师，子扬说：“门口来俩人，电话打到我办公室，说是山东法院的，我（子扬）问：山东法院的跟我们有业务关系吗？有什么事吗？”
对方说：“这样吧，我们进去再说。”
子扬答：“我们单位不能随便出入。我也无权让你进来，必须办手续，您有介绍信吗？”
对方又说：“我们有传票。”
子扬又问：“你们传谁呀？”
对方马上说：“赵忠祥。”
子扬问：“传他找我干嘛？”
对方答：“这是民事案子。”
子扬说：“要是刑事案子，你就抓他吧，不用通过我。”
对方答：“您是他领导，我们先向您通报一下。”
子扬最后说：“我要想了解情况的话，也会先听我的同事说，我现在正开紧急会议，你们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还让不让我办公了？”这是张子扬与对方的电话内容。他本人概述了这一过程，办公室同志也讲述了这一过程，以上对话为我综合整理。我这个人其实十分体谅别人，“这样吧，子扬，还是让小魏办个手续把他们先接进来，我录完音上去。”
为人不做亏心事 哪怕有人找上门（2）
读者诸君不一定知道这打官司的规矩也就是法律程序，对于民事案子，作为执法部门，应该本着调解的态度，能息事宁人，劝和为上，毛主席过去讲过这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嘛。
法院办案人员送达民事诉讼法律文件，应根据原告提供的被告的居住地址送达。一般说，民事诉讼，原告方如果不能提供对方居住地址，按说不能立案。法院送达文件，也不是不可以打电话到单位找被告，但应该要做到和被告约好时间、地点再把文件送达。没必要立马抓人般地办事。再说，一人做事一人当，民事案子纯属当事人双方私事，不应牵连各方单位。
为了这么个无中生有的事，到人家单位门口吵吵闹闹，甚至干扰了被告所在部门的工作，依我看这两个人所犯的错误所造成的影响，比我说没说谁“流氓”还要严重。何况我没说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