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统的岁月-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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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却历举直系军阀制造四川内战和在福建、广东两省进行军事挑衅的一些具体事实以证明直系没有和平的诚意。于是曹锟又打来一个皓电（7月19日）力言“双方有推诚相见之必要”。由于孙洪伊为直系作传声筒，国民党骂他是曹党奸细，章太炎也劝孙中山不要接近这个“一脚踏两边船的政客”。
曾经是洪宪帝制祸首的杨度，此时已顷向孙中山，他向曹锟建议停止进行大选，“迎孙北上主政”，并召开南北和平统一善后会议以表示对和平的诚意。此时曹锟一面放出“曹正孙副”的空气来进行和平试探，一面却和吴佩孚一道积极布置南征军事，孙中山识破了他的阴谋，当然不会上当，因此直系的联孙计划成为纸上空谈。
黎元洪被逐逃到天津后，曾再次发布文告，声明北京处于直系的暴力下，无法行使职权，他的总统职务并未解除。他拿出部份私财“招待”到天津议员，每人给五百元“旅费”，打算凑满法定人数，便在天津召开国会，成立政府。这是他企图继续保持其总统地位的法律根据。此外，他派策士金永炎、韩玉辰等到上海与章太炎、汪精卫、褚辅成及卢永祥代表邓汉祥等接洽，还派多人分途拉拢西南“联治派”，国民党和奉皖两系军阀，作为他恢复总统职权的实力基础。他完全没有认识到自己原来的角色：当直系捧他上台的时候，他甘于做直系的傀儡总统，而现在被直系驱逐下台，又想利用别人的力量来恢复职权。国民党和奉皖两系对他当然不会有良好的印象。
当时段祺瑞与安福系也在天津进行反对直系的活动。黎段虽然有成见，但是此时政治方向相同，因此黎想引用###张勋时期的前例，任命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张作霖、卢永祥为副司令，共同出兵###直系。这个计划也因黎本身毫无实力，不受皖奉两系的重视而无法实现。
关于国会问题，此时孙中山已经抛弃了护法的旗帜（这个旗帜已被直系夺去），不拟迎接国会到广州开会，“反直同盟”准备在上海召开国会以折直系的台。孙中山派人到北京招致国民党议员和反对直系的议员到上海，卢永祥指定以上海纸烟捐、电报局收入、烟酒税及盐税余款为国会经费，张作霖表示财力如有不足，愿意予以接济。来沪议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津贴三百元。当然，黎元洪的个人财产力远远不如皖奉两系，因此到津议员纷纷到上海，反对直系的核心也就在上海而不在天津了。7月14日，到沪议员约二百人举行移沪###仪式。发表对内外宣言，但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正式召开。
卢永祥与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变元因为争夺上海而久已互相仇视。齐准备联合另一直系军阀、福建督军孙传芳共同出兵，并由王承斌带领第二十三师南来打接应，杜锡珪带领海军为辅助力量，进攻浙江和上海，7月上旬，齐变元指使江苏团体通电反对在上海召集国会、组织政府，同时松沪护军使何丰林也质向江苏当局何以增兵昆山，于是江浙局势突然紧张起来。但是曹锟和吴佩孚反对两面作战，认为直系当前的大敌在奉天而不在浙江。皖系在浙沪一带的兵力相当雄厚，驻沪海军将领林建章又表示了反对直系的态度。孙传芳在福建又受到皖系力量的牵制，一时不能发动。而另一方面广东内战未停，孙中山难于抽调军队北伐；张作霖正在埋头训练新军，不利速战；皖系孤掌难鸣，也不敢首先发难。当齐卢双方调兵遣将相互戒备时候，江浙绅士张謇、张一鏖等组织江浙和平协会，奔走于南京、杭州之间，进行弭兵运动，在这些形势下，8月19日齐变元、卢永祥、何丰林成立江浙和平公约五条，双方声明“凡是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问题及保境安民之障碍者，均避免之。”这个条约成立后，就使在上海召开国会、组织政府和召开各省联席会议的种种活动完全破灭，江浙局势大为缓和。
这个时期，离京议员虽然日益众多，但是其中大多数都是些追逐个人名利的政治投机分子。津保政客的利诱政策使不少到沪议员又被吸引回到北京。“反直联盟”鉴于此种不利的形势，便想利用黎元洪为工具，迎接他南下以加强反对直系的政权气氛。黎接到上海议员刘楚湘等催他南下的电报后，8月26日在本宅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南下的问题。出席会议的安福系政客传达段祺瑞的意见，同意他南下组织政府，但须声明总统任期到###（十月十日）为止，届时应当任命段为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黎觉得任期如此短促，还是不走为妙。随后不久，安福系忽又交来卢永祥催促他迅速南下的密电，叫他务须于9月13日以前赶到上海，否则北京贿选总统告成，就更难应付了。这个电报使黎大为###，因为卢永祥是皖系的实力派，有了这位实力派捧场，他在上海组织政府就不会发生任何阻力。9月8日，他和庄景珂、陈宦乘日本“铁城丸”号轮船离开天津。
9月11日，黎在上海杜美路（现东湖路）26号寓所招待中外各报记者，说明他到上海是为“维护法律、整顿纪纲”而来，本人任期在国会未作出决定以前不能随意去留。这是他准备在上海组织政府的初步活动。
黎到上海后，江浙绅士担心影响江浙和平，纷纷阻止黎在江浙地区内从事“足以引起军事行动”的任何政治活动，有的劝黎早日离开上海；“反直联盟”认为黎在上海是个人行动，无足重轻；卢永祥在致齐变元的电报中强调尊重江浙和平公约，并向杭州商会表示，黎在上海作寓公，来去可以自由，本人对他采取既不欢迎又不拒绝的态度；张謇劝黎“冷静自处，杜门谢客”；自称为黎的“故人”的孙发绪有电报呼黎为“先生”，劝他到海宁去观潮。9月13日何丰林出了一张布告说，“倘有破坏治安、扰乱秩序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这个布告显然是对黎而发的。
13日晚间，湖北籍议员刘成禺登门来访，问黎为什么要突然来到上海。黎说：“卢永祥有电报欢迎我，来得并不突然”。刘把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他才如梦初觉地出这个电报是安福系所伪造的。他不禁失声而呼，“我上当了”。
黎在上海组织政府计划失败后；11月1日，黎又一次邀请西南各省代表在寓所谈话，宣布他不久到日本去养病。11月8日，他乘“高丽丸”轮船东渡。到1924年5月11日，他又人不知鬼不觉地从日本溜回天津去了。
津保政客筹足贿选经费后，便放出空气说，约法规定总统辞职后，国会应在三个月内选出新总统，摄政内阁的命运不能超过三个月。随后山东省长熊炳琦（原任曹锟的参谋长）到北京主持大选问题，在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大选活动的机关。这时，在沪议员每月只能领到三百元，而在京议员每月可以领到六百元，因此议长吴景濂收买议员的政策取得了效果，回京的议员越来越多。
8月24日，吴景濂在两院谈话会上提议常会出席费增加为每星期一百元，自27日起实行。此案在出席者152人中77人同意得以成立。8月29日，摄政内阁正式备文催促国会选举总统。于是反对派议员彭养光、韩玉辰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控告吴景濂、张弧、熊炳琦、王毓芝、刘梦庚公然对议员进行变相行贿，离京议员也纷纷通电揭穿这个黑幕。但是，截至8月底止，离京议员已减少为385人，其中还有不少是北京派去作内线的破坏分子，也有奔走津浦道上三面领款的投机分子，拆台派的阵容越来越涣散了。
9月2日，山东省长熊炳琦、内务部总长高凌霨等在甘石桥议员俱乐部设宴招待议员，熊炳琦公开提出大选问题。此时已经不是什么“先宪后选”的问题，而是“先付后选”的问题：保派政客担心付款后议员不投票，议员担心投票后保派不付款。票价早已规定每张五千元，有人建议先付三成即一千五百元，保派认为必须足够法定人数才能照办（总统选举会的出席人数须有583人以上）有些“大议员”要求在普通票价外另给特别报酬，有的不愿得钱而愿得官。当天协商的结果，决定先开总统选举预备会以测验出席人数，但是先付后选和争多论少的问题仍未完全解决。
9月23日，国会各政团在甘石桥的在京议员已有600人以上。9月30日，大选问题由于人款两足而有水到渠成之势，于是张作霖、卢永祥、何丰林、林建章和西南各省军阀唐继尧、熊克武、许崇智、杨希闵、刘震寰等，先后通电反对直系贿选总统的丑剧。
10月1日，甘石桥俱乐部发出支票573张，每张五千元。支票一律未填日期，须在总统选出三天后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私章才能付款。除普通票价外，还有一万元到一万元以上的特殊票价。
10月5日上午8时半，选举会主席吴景濂到院，立刻吩咐秘书查点到会人数，但签到者不多，临时改为不定时开会，即何时签足人数，何时开会。甘石桥大选机关派出汽车180辆，分途迎接议员到会。上午11时40分，签到者还不过400多人，吴景濂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便又派出可靠议员分途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每人至少要拉一人回来，因此有些患病议员也被他们拉来。为了凑足人数，临时决定凡不投票而肯前来出席者也一律发给五千元的支票。一直到下午1时20分，签到者有593人，才摇铃开会投票。4时唱票完毕，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以480票当选为“总统”。孙中山也有18票。废票12张。
曹锟于10月10日到北京就职为###总统。 。 想看书来
五、北京政变被软禁
五、北京政变被软禁
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张作霖的失败告终，但东北的地盘仍由奉系军阀控制之下。后来在日本的全力支持下，经过整军经武、训练新兵，重新扩充了实力，做好准备后，张作霖着手拟定了对直系的作战计划，决心再入关，重新掌握北京政府的大权。曹锟则志在“武力统一”到处大动干戈。两雄相斗，势不可免。
1924年9月，爆发了江浙战争。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张作霖立即向曹、吴发起挑战，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张作霖自任为镇威军总司令，亲率姜登选、李景林、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许兰洲的一至六军，15日分别向榆关、朝阳两路出发。曹锟接到奉天发来的挑战后，便急如星火地电召吴佩孚迅速到北京主持作战任务。17日晚曹锟在总统府大设宴会，以全体阁员及北京军警长官为陪。他满脸诚恳地紧握着吴佩孚的手道：“老弟，我已经老了，辛苦你摄行陆海军大元帅的职权，一切便宜行事！”
18日晚间10时，吴在总统府四照堂组织讨逆军总司令部，自己担任总司令，并以王承斌为副司令，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杜锡珪为海军总司令，温树德为副司令，曹锐为军需总监。
奉军发动前，直军第一路即开进榆关中立区，这一路是直军的主力，对方张学良、张作相两军也是奉军的主力。奉直两军接触前，吴佩孚派温树德率领渤海舰队两度由秦皇岛进攻葫芦岛，奉方也派沈鸿烈率领东北舰队加强沿海戒备。奉军的飞机队则优予直军，曾在榆关及秦皇岛投弹破坏直军阵地。
奉军二五两军已于9月15日分为两路进攻热河。热河都统米振标部毅军和前来增援的王怀庆部第十三师是三路直军中兵力最弱的一环，因此自15日至22日，奉军接连占领开鲁、朝阳并向凌源进攻。18日榆关正面也开始发生接触。
直军第三路的战斗任务是由古北口、喜峰口向平泉出发，会合第二路进攻奉军的侧面。这一路行军比较缓慢，9月23日冯玉祥才与陕军师长胡景翼离开北京，走到怀柔又停了下来，借口运输不便，叫士兵们一面修路一面缓缓前进。此时热河情况十分吃紧，吴佩孚连打电报催促这支人马迅速开赶前线，并派副司令王承斌前往承德指挥二三两军联合作战，可是一直到10月5日王、冯两人才在承德见面，而他们所商量的却是另外一件事情。
榆关战争自9月28日起转趋激烈，直军虽然居高临下，但是奉军张学良、郭松龄的部队前仆后继地奋勇仰攻，双方死伤很大。10月7日直军放弃九门口，第十三混成旅长冯玉荣畏罪自杀。此时双方战争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天，吴佩孚由于榆关形势十分危急，他不得不调动张福来的后援部队迅速开赴前方，自己也在11日出发到滦州，12日前往榆关巡视阵地。吴佩孚亲自出马使直军前方形势得以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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