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司徒雷登-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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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9月，傅泾波在华盛顿寓所接受了台湾《中国时报》驻美特派员傅建中的采访，在两个小时的问答式采访中，傅泾波主要谈到了下列问题：（1）1973年他重访北京，与周恩来是见过面的，而且还不止一次，然而，“虽和周氏见过数面，但无一语及于（两岸）和谈”；36（2）司徒雷登最后一次和蒋介石的会面是在1948年年底的某一个时间段，地点在蒋做礼拜的小教堂，但两人自始至终没有说话，蒋离教堂前，握着司徒雷登的手，“良久未语，最后叹息一声而离去”；（3）蒋介石是近代中国了不起的人物，“看事深远，择善固执”是蒋的过人之处；（4）1949年3月，李宗仁、白崇禧联名邀请傅出任何应钦内阁的行政院秘书长，被傅所婉拒；（5）海峡两岸之间的问题，台北不应拒绝和北京谈，但美国应参与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

傅泾波：与司徒雷登形影相随的人（9）
这次采访结束后，傅建中将采访纪要整理成文，以《访“和平老人”傅泾波》为题发表在同年9月20日的台北《中国时报》之上。1983年6月，台北《传记文学》杂志为配合发表邵玉铭之《司徒雷登暨一九四九年美国与*寻求和解秘辛》文章，又将傅文予以选载重刊。
　　看来，傅建中的这篇采访文章是起了作用的，1983年，傅泾波又在夫人刘倬汉、长女傅暧泠、外孙李景汉等人的陪同下，飞往台北。在台二十日，得与老友张群、陈立夫、杭立武等晤谈，并与张学良见了面。他想见孙立人，但未获批准。傅与张、陈、杭等谈的话题除叙旧外，据说涉及到“祖国统一之各种可能性”。37
　　台湾之行后，傅泾波又再次来到北京，会见了*，“双方坦诚以待，各抒己见”。杨称赞傅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38
　　至1986年底，傅泾波与台湾有关人士拟定了两岸和平的腹案：（1）双方不附任何先决条件进行接触；（2）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为；（3）中国统一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拟先就两岸“三通”开始。39
　　五年以后，陈立夫在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十三届一次全会上，领衔提出“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案”，具体内容包括“以中国文化建立两岸之共信，并以美金100亿元与*共同开始建设国父实业计划之一部分，藉以建立互信，进而达致两岸之和平统一”。
　　陈立夫的方案，得到了*方面的称赞。
　　1988年10月27日，傅泾波在美国去世。生前，美国人魏德迈认为他是国民党安排在司徒身边的人，国民党的黄仁霖却认为他是共产党的人，而*对他的认定又是曲曲折折。
　　总之，傅泾波是一个仍未解开的谜。
　　1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282页。
　　2　参见美国傅氏：《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香港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117页。
　　3　傅铎若：《傅泾波》，《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页。
　　4　傅履仁口述：《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23期。
　　5　参见林孟熹：《傅泾波生平纪年》，《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2004年印行，第7页。
　　6　参见林孟熹：《傅泾波生平纪年》，《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2004年印行，第7页。
　　7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页。
　　8　林孟熹：《傅泾波生平纪年》，《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第8页。
　　9　林孟熹：《傅泾波生平纪年》，《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第9页。　。　想看书来

傅泾波：与司徒雷登形影相随的人（10）
10　参见何迪：《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和平幻想：司徒雷登与中日和谈》，《美国研究》，1989年第1期第3卷。
　　11　关于傅泾波出任“参事”之职，请参见刘寿林、万仁元、王玉文、孔庆泰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20页。
　　12　参见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13　《革命文献》，《蒋中正总统档案》，未刊稿，台北“国史馆”藏，转引自杨天石：《王克敏、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中国文化》第23期。
　　14　《革命文献》，《蒋中正总统档案》，未刊稿，台北“国史馆”藏，转引自杨天石：《王克敏、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中国文化》第23期。
　　15　《革命文献》，《蒋中正总统档案》，未刊稿，台北“国史馆”藏，转引自杨天石：《王克敏、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中国文化》第23期。
　　16　蒋介石：《困勉记》，未刊稿，1940年6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转引自杨天石：《王克敏、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中国文化》第23期。
　　17　参见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可访问杨奎松个人网站。
　　18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19　参见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页。
　　20　参见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可访问杨奎松个人网站。
　　21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22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23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24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25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26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27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28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29　参见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注41、42。可访问杨奎松个人网站。
　　30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1页。
　　31　林孟熹：《傅泾波生平纪年》，《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2004年印行，第10页。
　　32　林孟熹：《傅泾波生平纪年》，《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2004年印行，第10页。
　　33　傅泾波：《约翰·司徒雷登博士》，燕京大学校友会校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第16页。
　　34　郝平认为由于周患癌病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傅、周未能会面，参见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第420页；而林孟熹则模棱两可，一说“他似乎并没有见到周恩来，陪同前去的人都是这样认为”，一说“会不会是当时的各种政治因素，周只单独接见傅而不让他人知晓？”参见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第98…99页。
　　35　林孟熹：《傅泾波生平纪年》，《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2004年印行，第10页。
　　36　关于傅泾波与周恩来会面与否的问题，傅泾波1986年在致邓颖超的函中，则是另一种说法：“金陵一别物换星移，1973至1974年波等虽在中国但以环境特殊终未获谒见总理而返美……”参见何迪：《傅泾波老人》，《燕大文史资料》第7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37　《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2004年印行，第10页。
　　38　《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2004年印行，第10页。
　　39　《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2004年印行，第10页。另见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传教士外交家（1）
——读《司徒雷登驻华报告》
　　1981年，司徒雷登辞别人世已经19年了。
　　这一年，美国维斯特威沃出版公司（Westview　Press；　Inc）公开出版了题为《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一书，编者肯尼思·雷教授（Kenneth　W。　Rea）、约翰·布鲁尔副教授（John　C。　brewer）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执著，经过与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多次交涉，终于得到将报告公开出版的允许，从而使这批珍贵的档案文献得以公诸于世。1990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尤存、牛军翻译的中文译本。
　　《司徒雷登驻华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一书汇集了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自1946年7月21日至1949年7月18日期间致美国国务院的212份报告，对了解司徒雷登其人其行其思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编者认为：《报告》“带有一种学究色彩，反映了一个基督传教士的赤诚、失望和惆怅”。1
　　笔者认为，将《报告》与其*《在华五十年》、手记《司徒雷登日记》互相校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946年7月，昆明发生了“李闻案”。先是，7月11日，“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在回家途中遇刺身亡；继之，7月15日，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在参加李公朴追悼会后的回家路上亦倒在了枪口之下，李闻二人均为代表第三势力的中国*同盟的盟员，原来均为潜心向学的知识分子，后来，一改往昔，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思想上也日趋激进。闻一多在其7月15日发表的“最后的演说”中还专门讲到司徒雷登：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犹如中国的一个留美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种转变。2
　　闻一多是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他清华学校毕业后再留美，回国以后又在清华任教，清华和燕京是近邻，所以闻一多和司徒雷登“常见面”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他在演说中对司徒雷登的称赞之语，似乎也代表了一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鸣之声，这也是“李闻案”发生以后，一批民盟的负责人潘光旦、费孝通、张奚若、楚图南等避走美国驻昆领事馆的原因。
　　司徒雷登和马歇尔一样，在见蒋介石时对“李闻案”的发生表示了关注，而且司徒雷登在7月19日与蒋谈话中还为此提出建言，主张蒋不对暗杀事件公开承担责任（后来事实也证明，蒋对此事确无直接责任），但要保证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不必因党派、政见不同及其他活动而惧怕，此外，司徒雷登还建议国民政府应该取消报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传教士外交家（2）
蒋介石看来是部分采纳了司徒雷登的建议，他下令顾祝同、张镇、唐纵先后到滇查案，最终查明此案系云南警备司令、黄埔一期生霍揆彰部下所为，8月25日，将霍革职看管（职务由何绍周接任），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凶手，分别判处死刑。此案虽告一段落，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与执政当局的疏远，却已不可挽回了。而这种因“邀功”而造成的惨剧，国民党中的一些“护主分子”竟然不吸取教训，在1984年发生的“江南案”中又演绎了一遍。
　　当然，也是因为司徒雷登的关系，闻一多的名字后来出现在毛泽东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之中，然而他那篇《最后的演讲》中关于司徒雷登的那段话，却在1949年后选入的中学教科书时被删除了。
　　《报告》中有很大的内容是谈关于“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的问题。
　　1928年国民党以武力“统一”中国后，即宣布“军政”结束，“训政”开始，并以孙中山训政理论，制定了一部“约法”，宣布定于1935年完成“训政”，嗣制定宪法，实施“宪政”。
　　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其“五全大会”上通过了经多次修正的《*宪法草案》，并于次年5月5日颁布，史称“五五宪草”。但随着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终使这部“宪草”无法付诸施行。
　　抗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