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皇帝:布衣刘邦-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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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赖” 一词渊源，闻浅先生也曾作过以下探讨和评述：
在上古汉语中 ，“无赖”一词还没有强横无耻、放刁撒泼的义项，有此义项那是中古以后。《新五代史·前蜀世家》：“……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卖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
“无赖”从“无依靠、无凭借、无赢利”的含义，发展到含有“无耻强横、撒泼耍赖”的意思，并不奇怪。你想呢，人若没有直接弄钱财的手段，还要吃穿住行，总得想些别的办法。想来想去，这类人便分成了两大派：一派人想奋发成就一番事业，成为不通庶务的事业型，荆轲、刘邦、竹林七贤、王安石、徐霞客之属是也﹔另一派人却无德无才；只能巧取豪夺，不惜下流无耻，放刁撒泼。这种人至今种子绵绵不绝。
奇怪的是，不知何故，中古以后“无赖”一词有了“无情、无心、无义”的含义。
杨巨源《泛酒花》诗：“若道春无赖，飞花合逐风；巧知人意里，解入酒杯中。”意为，如果说春光无情无意， 理应将飞花飘走，现在却飞入酒杯，可知巧知人意里（里即哩）。
李商隐《二月二日》诗：“……花须柳眼多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
罗隐《渚宫秋思》诗：“……襄王台下水无赖，神女庙前云有心。”
陆游《雨中作》诗：“多情幽草沿墙绿，无赖群蛙绕舍鸣。”
以上“无赖”均与“有情、有心”对举，其为“无情、无意、无心”之意显而易见。
更令人奇怪的是，也不知何故，中古“无赖”一词，还有了“可喜、可爱”的意义，不仅没有放刁耍赖、品德不端的意思，而且含有非常亲昵的味道，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隋炀帝《嘲罗罗》诗：“个侬无赖是横波。”说罗罗的眼神实在可爱。
徐凝《忆扬州》诗：“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可爱的明月天下有三分的话，扬州就占了二分呵！诗人真是爱极了扬州的明月，致使“二分明月”成为扬州的代称了。
辛弃疾《清平乐·村居》词：“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他还有《浣溪沙》词：“啼鸟有时能劝客，小桃无赖已###。”
魏了翁《海棠春令》词：“东君惯得花无赖，看不尽，冶容娇态。”
闻浅先生引述的这些可爱、可亲、可喜之“无赖”，⑧与司马迁谓刘邦自言“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之“无赖”或许才应该有深刻的联系。
约而言之，太史公含蓄地记载刘氏父子同乐这一历史细节，目的也绝非故意贬低刘邦，倒可隐晦地表明他和当时臣民内心深处对汉武帝高压统治的无奈。并藉此刻意渲染刘邦高于其他帝王之处，恰恰在于其不拘一格的平民经历。之后，司马迁翔实地记载了刘邦为加封刘太公为“太上皇”所写的诏书，进而反映了太史公敬重高帝、怀念汉初君臣和谐氛围的态度。诏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再评易中天先生之“刘邦崛起之谜”（9）
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前日天下大乱，兵革并起，万民苦殃，朕亲披坚执锐，自帅士卒，犯危难，平###，立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太公之教训也。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见《高祖本纪》
句句情真意切，字字感人至深，尤其是：“天下大安，此太公之教训也”一句。作为皇帝，刘邦在“孝”字方面已经做得很到位，较之秦始皇、唐太宗不知应好上多少倍了。
8。“书”字古今意义不同
此外，刘邦自谓“吾生不学书”之“书”字，则是古今有别，千百年来人们对该字的认识也有不同。
有学者认为此“书” 是指当时儒学经典之一《书》之名称。②此《书》是否传世，我们也无法得知。然而据《郦生陆贾列传》载：陆贾对儒家《诗》、《书》等文献很有研究，谈古论今常“称引《诗》、《书》”，此事实可以证明《书》的存在。至于《全汉文·敕太子书》中，有关刘邦规劝孩子读书之载，则另当别论了。
垂暮之年，刘邦在《敕太子书》中，曾诚恳地对太子说：“今视汝书，尤不如吾。”劝太子“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此处“自书”之“书” 字，显然又是指“书写”之“书”，这实际上是他在身体力行地勉励孩子刻苦学习。
不错，在太史公笔下，刘邦曾接着对太子说：“自喜谓读书无益”，“吾生不学书”。《汉书·高帝纪》亦曾载：“初，高祖不修文学。”但班固仅说刘邦不修文学而已，接下来班固还指出：“（高祖）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并未说他不学习。而且“读书无益”，“吾生不学书”之说法作为口头禅，自古以来不知为多少学者所用。这怎能作为刘邦从不读书的证据呢？况且高祖在《敕太子书》中还说道：
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之者作之，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
作为一代开国帝王，能知自责，并有如此自知之明，古往今来也是十分罕见的。
试想，若刘邦果真是一个大老粗，在当初进攻沛县时，怎能写出那样感动天地、慷慨激昂、令沛县军民迅速归附其麾下并衷心拥戴其为“沛公”的“天下苦秦久矣” 之讨秦檄文。
若刘邦果真是一个大老粗，何以精通张良、陈平献与自己的“兵书”，并能面对众将相谋略计策及“终日争不决”的辩论，迅速作出正确决断；更不要说审阅繁多公文奏章，撰写众多诏书了。而且司马迁在《韩信卢绾列传》中也明确记载：
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高祖、卢绾同日生。……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
在此处，司马迁用了两个“壮”字，与《高祖本纪》载：“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之壮，总计三个“壮”字。学者多认为刘邦任亭长时间最少已27岁或36岁，①②《礼记·曲礼》云：“三十曰壮”。由此可见，30岁左右的刘邦仍在学习读书，成绩可嘉、名誉乡里。这样，他得以参加秦王朝之召考官吏的考试，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再评易中天先生之“刘邦崛起之谜”（10）
另外，此处“俱学书又相爱也” 一句中之“书”，亦有学者注为儒学经典之《书》，②如孟氏撰文便注之为五经之一的《尚书》。⑨果如是，则说明刘邦少时可能与其弟一样曾被父亲安排向儒家学习，对儒学也应该是了解的。
无疑，易中天先生等所谓“刘邦从小不读书”及“读书少”的说法均是缺少根据的。
9。平民刘邦“游”的是学问道德
再说易中天先生所谓刘邦平民时“游荡好闲、东游西逛”。
平民刘邦的活动，《高祖本纪》也仅记述：“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刘邦任亭长的时间的考评，见本书后面章节）。除此之外，再就是《高祖本纪》“常繇咸阳”之载。
关于“繇”字之含义，《集解》注引：“应劭曰：‘徭役也’。”对此注，史界争议颇多，或曰刘邦去咸阳服役，③⑩或曰送役徒去咸阳。②（本书另有专门评述，见后文。）由于《高祖本纪》及其他文献均很少有“微时刘邦”离开家乡“丰沛”外出活动之记载。故无法得知所谓“刘邦青年时，游手好闲，四处游荡”②的证据。倒是可在《张耳陈余列传》中找到以下记载：
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
是说布衣刘邦常去魏国大梁、外黄等地，在张耳处，有时一住就是几个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张耳何许人？《张耳陈余列传》又载：
张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其夫亡，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张耳，乃谓女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乃卒为请决，嫁之张耳。张耳是时脱身游，女家厚奉给张耳，张耳以故至千里客。乃宦魏为外黄令，名由此益贤。陈余者，亦大梁人也，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余五百金。……秦诏书购求两人，两人亦反用门者以令里中。
可见，张耳为魏国（反秦）之名士，乃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的座上客（信陵君病故时，刘邦10 岁左右）；大梁，即后世之卞梁，故址在今河南之开封附近，战国时魏国之首都，比邻秦国。其间，刘邦应该很有可能从大梁去过秦都咸阳，至于在秦国干了什么，尚待考证。
另据《魏公子列传》载：信陵君是战国后期魏国的上将军，是联合齐、楚、燕、韩、赵五国军民抗秦的大英雄。司马迁赞其曰：
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至食客三千人。……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拙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之。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魏公子列传》还具体证实：
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由此可知，张耳因是信陵君之宾客而成为魏国名士，刘邦也因仰慕信陵君贤名，转而追随张耳。看来，汉高祖刘邦与信陵君应有师承之缘，而且在其轰轰烈烈、可圈可点的军事生涯中，明显带有魏公子遗风。刘邦称帝后，仍念念不忘信陵君保国抗秦之功德。以后每次路过大梁，还去祭祀公子。高祖的这些做法，深得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称道：
二、再评易中天先生之“刘邦崛起之谜”（11）
是以信陵之贤，简在高祖之心。望诸之道，复获隆汉之封。观史叹古，钦兹盛美。
——见《谢封康乐侯表》《艺文类聚》五十一
毫无疑问，如果布衣刘邦确实是真心“拥护秦朝，忠于秦朝。”②他何以会“尝（赴大梁）数从张耳游”，并这样一如既往地崇敬信陵君。要之，平民青年刘邦之游，游的是学问道德，游的是反秦正道，而绝非所谓“游手好闲，四处游荡”。
至于易中天先生所谓平民刘邦只是个“小地方混混”、“流氓”、“吃喝嫖赌”、“性情###”等俗陋之词，《史记》、《汉书》中均难觅其踪影，亦无实据可以佐证，故只能是属于易氏臆测臆断之一家之言。
此外《高祖本纪》中，关于刘邦在泗水亭长任上“素易诸吏，廷中吏无不狎侮” 之说，作者认为讲的是刘邦与诸吏、志士之间可能存在的特殊组织关系。可参阅本书“刘邦起义”章及附录“司马迁与微时刘邦”一文。
当然，谈及汉高祖的名字亦难免令人困惑。的确，“刘邦”并不是其真实姓名，其父、祖辈也无名字传世，此与“帝讳”即中国历史上的“避讳”风俗与法规有关，而不是如易先生所言，家境贫贱得连个名字也没有。笔者另有“刘邦其名与中国避讳风俗小考” 一文在后，此不赘述。
约而言之，虽然太史公对披着迷信外衣的“高祖微时”的记述极其简略，但仍可通过对《史记》的深入研读，了解到司马迁心中布衣刘邦的真实形象。
那就是司马迁借陆贾之口，盛赞汉高祖“皇帝崛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生民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见《郦生陆贾列传》）之同时，并不以为刘邦是神仙。他确认刘邦也是“学而知之”的贤达，深受反秦思潮影响，具有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从而为壮年以后之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①
也只有基于如此认识，才能够读懂太史公书，才可能对刘邦带领“丰沛将相集团”举义反秦，并在号为沛公之后取得辉煌胜利的作为，给予令人信服的评价。当然，人们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将戏辱微时刘邦的责任和根源记在太史公身上。
【参考文献】
① 王 尧：《司马迁记述微时刘邦的良苦用心》，《徐州史志》，1988（3）：P58…62。
② 安作璋、孟祥才：《汉高帝大传》，中华书局 2006年版，P1…84。
③ 王静芝等：《白话史记》，岳麓出版社1987年版，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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