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笔杆子-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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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皮又重重合上，他释然地睡去。在浓重的夜色里，在昏黄的灯光下，他再没有醒来。
七
抗战胜利后，他的灵柩始归故里。自此，独秀峰的丛林之中，荒草之侧，添了一座不起眼的坟茔。
风雨几十年后，坟已破旧不堪了，蒿草弥漫。几经努力，旧坟新修。修好了，墓碑却不知如何落笔。最后，上面只留下五个字：“陈独秀之墓”。
晚风中，这墓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湮没在荒郊野外，湮没在深山老林之中。多少年了，当年新修的墓，也有些旧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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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1）
一
是在重庆吧，客人告别时主人特地请了六位伙计来伺候。伙计们拿了滑竿就眼巴巴地等着客人出来。这时，有一位出来了，是个胖子。伙计们都图轻快，不愿抬此人，就客客气气地谦让着。谦让一番之后，还是有两人不得不上前去把此人抬走。余者等着后来人。后面的人来了，是个更胖的胖子，四人立即心里发怵，于是就推推诿诿不利索。客人这才生气了：“怎么回事？”轿夫不敢吱声，他们不敢说老爷您太“壮”了。他们担心的是滑竿吃不消，便是滑竿吃得消他二位的腰杆子也吃不消。可这话怎么说得出口！无奈，其中两位就上前去了。剩下二位见同伴们为他们消除了“障碍”，心里乐得正欢。这时，第三位客人出来了。“哎呦！我的妈呀！”原来是一位又高又大而且更胖的大个子耸在眼前。他们差点拿了滑竿就逃跑……
有人遂哈哈大笑，笑声震动山峦。
其实这个官人模样的大胖子，本就被称作“胖猫”或者叫“老虎”，不认识的人都以为他大腹便便所藏皆是民脂民膏，可熟悉他的人，才知道他大肚子里尽是学问和脾气。
严格说来，他不是个官人，而是位读书人，名叫傅斯年。
二
傅斯年有一个显赫的家世。他的七世祖傅以渐曾是清代开国第一状元，是康熙帝的启蒙老师。而其曾祖则是安徽布政使，是李鸿章、丁宝桢的老师。傅斯年日后的成长，显然不无得益于此家世，但他从来不曾自恃于自己的家世。“英雄不问出处”，傅斯年就是如此。
傅斯年敏而好学，十二岁上遍读十三经，这就初步奠定了其国学基础。后来考入北大预科，以病弱之躯，名列第一。他二十岁升入北大国文系，二十三岁投身文学革命，创办《新潮》杂志，参加五四运动，任总指挥。不久，他考取官费生，游学于英、德等国。在北大时，傅斯年成绩特优，取得几乎所有课程都接近满分的骄人成绩。此外，他在社会活动中也卓富组织能力，处处彰显出异乎寻常的才华。察其言，观其行，俨若翩翩浊世佳公子，一时无有第二人。当时在北大笑傲一时的刘师培、黄侃和陈汉章等人物，都对傅斯年格外青目。黄侃尤对其宝爱有加，寄望极高，时加奖掖，希望对方成为自己衣钵的继承人。
黄侃的算盘打得不赖，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那一年上，北大来了个蔡元培，而后又来了个胡适。那年胡适才二十七岁，嘴唇上的胡子刚刚有点样子，他年纪比那些先生们差一大截，倒和学生们差不多，于是他格外谨小慎微，处处伏低伏小，看人眼色。可自从那篇《文学革命论》刊布之后，他竟立刻声名大震，红极一时。傅斯年开始还对胡适不上心，后来开始很留意，再后来终于就跟着上了胡适的道，再不吃黄侃那一套了。黄侃颜面尽失，咬牙切齿，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
胡适开始给本科生教课。傅就在胡适的那个班上，听胡适讲课。那时北大藏龙卧虎，学生多非凡类，胡适不得不时时提心吊胆，加倍刻苦用功，一个劲儿地开夜车。后来他还是很不幸地发现自己的学生中仍有三两位的国学功底似乎比他还要强一些。这些人中，有毛子水，有顾颉刚，当然，头一个就是傅斯年。
此言大概不虚。且说当时傅斯年在北大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朱蓬仙的，也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老先生的门徒，可是讲起《文心雕龙》来，实在是不敢恭维。于是，在课堂上，他就舛误迭出，学生深以为苦。然而，须知要举发这些错误，得“拿证据来”（胡博士语），学生的笔记终不足为凭。恰有某生，借到了朱大教授的讲义全稿。傅斯年高兴得不行，一夜看完，一下子逮住了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上名上书校长蔡元培，请求补救，书中附列了三十几条错误。蔡元培是内行，一看自然明白，可是他很难相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现的，因为要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众人顿时惊慌，害怕蔡元培真要考大家，又害怕傅斯年一个人担负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校长之前，每人分认几条，预备好了，这才进去。校长大人果然口试起来，分担的人就头头是道。考完之后，校长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鞠躬鱼贯退出。学生们退出之后，个个大笑起来，一旁的外系同学罗家伦也跟着哈哈大笑。——到了适当的时候，这功课果然就得到了调整。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2）
正是这过人的才气，滋长了傅斯年特别的豪气和脾气。于是在他所在的那一级（一九一九级）北大国文系，他理所当然地被推为老大。而他的小弟，则有许德珩、杨振声、俞平伯、罗常培、罗庸、杨亮功、郑天挺、邓中夏、郑奠、张煦……几乎个个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有几个还成了名校之长。那是个盛产传奇的年代。而这些人，则是传奇中的传奇。在此后的日子里，傅斯年依然像老大哥一般罩着他的这班小兄弟们。
那些年，傅斯年和顾颉刚等人住一屋，大家一起拼命用功。常相往来的罗家伦也和他们一起做事。一不留神，大家就弄起了《新潮》杂志，三下两下的，几个毛头小孩子居然捣鼓得很是那么一回事。一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刊，便就是这样办起来的。在此期间，他和罗家伦开始了一生的交往。
那一年上，俞平伯毕业了。时人留洋成风，俞家又很有些银子，俞平伯就也想要留学去。家人总是不让，以为孩子尚未长大（那时他年方二十，个子又小，书生气重），所以终不放心。后来，俞平伯就说：“傅斯年也在那边呢！”这样一来，大人才松了一口气：“有他在，就放心了！”于是遂得放行。俞平伯高高兴兴地就去了英伦。
三
那时候的柏林，因为大学水平高，也因为消费水平低，中国人云集于此，甚至英美等地的中国留学生也纷纷前来。比如，朱家骅、陈寅恪、赵元任、毛子水、姚从吾、俞大维、徐志摩、金岳霖、周炳琳、段锡鹏等等。傅斯年和他的密友罗家伦也在其中。真可谓群贤毕至，蔚盛一时。有一次，老校长蔡元培来到了德国，各方人物咸来问候。傅斯年和罗家伦等同游波茨坦的无愁宫。行经一处房间时，傅斯年沉迷于欣赏伏尔泰的雕像，因此落后了。人们把他找回人群后，蔡元培问罗家伦说傅在看什么呢？罗家伦信口胡诌道：“孟真（傅斯年）对伏尔泰深深鞠一躬，口中念念有词，原来是李义山的‘词客有灵应识我，霸主无才应怜君’。”傅斯年气得要上前来揍罗家伦，罗家伦笑着躲到了蔡元培边上，蔡元培也不禁失笑，这一笑，傅斯年骨子里的幽默就恢复过来了，众人哈哈大笑。
饶是如此，留洋的日子还是异常枯燥。学子们每每只好编织各种荤荤素素的“段子”来消磨闲暇时光。傅斯年更多地是潜心苦读，学问大进。这为他日后的建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回国后的傅斯年，立即不管不顾地大干起来。他先是应朱家骅、戴季陶之邀到了中山大学。广州是革命的大本营，北大是新思潮的发源地，当然就有缘，新派人物常常往那儿跑。在那里，他遇上的鲁迅、顾孟馀、朱家骅、许崇清、何思源、江绍原、陈公博、郁达夫、杨振声、罗常培、顾颉刚、冯友兰等许多人，都是当年北大的人物。那时候的中大啊，差不多就是北大人的天下。
当然，岭南终非久居之地，傅斯年还是一路北上，到了南京，又到了北平，终于在母校扎下了根。那些年，傅斯年一边任史语所所长，一边做北大教授，和蒋梦麟、胡适、周炳琳等人一道，干得风风火火。眼看着就要过气的北大，在他们一拨人的折腾下，又元气复振了。
傅斯年一生显赫，做过北大代校长，做过台大校长，但他尤其在乎的是史语所所长一职。为了让中国学术界能和国际同行一争高下，傅斯年倾其所有殚精竭虑地努力着。史语所乃是他毕生功业之所系，他在此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在北平学术界，他一直以“老板”见称。在史语所期间，他亦力行“拔尖”主义，把各校学生中的“尖子”都竭尽所能地挖到自己麾下。北大、清华和中大的许多英特才子都被他“搜刮”而去。这种挖人台柱之做法，和罗家伦为清华四处挖人的所为一样，几乎就是“不择手段”。因此，许多学校对此又爱又恨又怕。傅斯年不以为忤，而且一如既往。短短几年间，史语就到达了国际瞩目的水准，为中国学术界赢得了一席之地。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3）
傅斯年爱才如命。他对“三百年来第一人”的陈寅恪极为推崇，为了请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参加史语所的工作，他特地致函罗家伦、杨振声和冯友兰。按规定，教授一般不得兼任校外职务。但清华方面为其诚意所动，终于破例答应了傅的请求。后来抗战期间，傅斯年又相中语言学大师李方桂，三顾茅庐，亲自登门请李来出任组长一职。李断然拒绝。傅斯年不甘心，继续来请。几次三番、三番几次之后，李才答复曰：“对不起，在我看来，第一等人才应该做研究，第二等人才去教书，只有第三等人才才应该去做行政。”傅斯年一听，脸上立即挂不住了，连忙鞠躬道：“对不起，那我是第三等人才了。”他这才转身走了。
正是这爱才如命的所长，为史语所的辉煌创造了必需的条件。可是这个傅斯年却从不“礼贤下士”：对年轻人，他不事优容，而是“恩威并施”。那些才俊们，一俟被“拔尖”而来，则要接受他的清规戒律：三年内不许写文章，无论如何不得随便请假，一有时间就要做研究，老老实实坐冷板凳，“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所长大人从来说一不二，容不得有旁的意见，这就开罪了不少人。正是这样，大胖子傅斯年被陶孟和贬为“胖猫”，而年轻人则成了“小耗子”。史语所在四川的时候，年轻人都耐不住性子，趁“猫”不在的时候，聚在一起凑热闹。一次，大家正围着前辈董作宾有说有笑，突然是谁嘘了一声：“胖猫来了。”“小耗子”们立即作鸟兽散。只剩下董作宾一个人在那里尴尬地笑着。傅斯年进来，大喝一声：“各忙各的去！”青年人大气都不敢出。
人们早已知道，这傅斯年原就是个性情中人。他素来有极强的民族情结，因此被目为“义和团学者”。一日，他对罗家伦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个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轨。”罗家伦一愣，脑筋一时转不过来，问：“为什么？”傅斯年答：“你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对日本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罗家伦闻之愕然。这时，日寇已经在威胁我国的东北了。
孩子降生后，傅斯年逢人就夸说他是如何如何的聪敏。罗家伦打趣他：“犬父竟有虎子。”傅斯年不以为意，倒为之大喜。
“冀察事变”后，日本就在闹华北特殊化。当时许多亲日派人物乐颠颠地跟在日本人屁股后面，甚至北平市长萧某人也把日本人当爷爷捧着。一次，市长大人招待当地各位教育名流，萧某人居然和颜悦色地为日本招降，至少要求诸位闭口不语，莫谈国事。在场的百十号名流，平时都道貌岸然能言善辩，独独此时都缄默无语，惶惑不安。在一片窒息之中，傅斯年立即挺身而出，当面训斥萧某人。他大声表示无论如何坚决反对华北特殊化，就算是死，他也要反对。傅斯年跳出来后，场面立即活跃起来。市长大人开始张口结舌了。正是傅斯年这尊冲天“大炮”，为当时阴霾密集的北平上空增添了些许亮色。
五
抗战期间，举国都在苦苦挣扎中，傅斯年亦复如此。但他在极端繁忙的治学之余，仍不能忘情于世，始终对外界事事关心。他的“大炮”之风更是大显神威。
傅斯年老早就对官场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