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台湾的九大师-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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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白话文章写得好，很少有人质疑。除为“五四”起草行动宣言外，在抗战时期为鼓励青年抗日意志所写的《新人生观》，直到今日还有相当影响力。
罗家伦早在学生时代即锋芒毕露，识才、爱才、惜才，得高位时不吝于拔擢人才；于五四同侪中，他的政治关系佳，但优游于政治，让他的光芒日趋黯淡。
如果不谈政治倾向，罗家伦不失一位爱国主义者。他曾回忆，辛亥革命前，父亲同情革命党，袖中藏着邹容所著的禁书《革命军》回家给他阅读，激发了他的爱国情操与信念。
抗日战争开始后，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认为中国国难深重，中华民族已临生死关头，国立大学当然要对民族和国家尽特殊使命，要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提出“诚、朴、雄、伟”，以勉励中央大学学生，强调对学问要有诚意，学术气象务求朴厚崇实，必须一改宋朝南渡以来的柔弱委靡风气，求中华民族的大雄无畏；并力求伟大崇高，从整个民族文化的命运着眼，放弃门户之见，不再故步自封。
即使日军连番轰炸，他也始终坚持认为学生必须正常接受教育，心智不能动摇；还在日军炸弹轰炸的学校遗址上办公，借此要求学生要时刻把民族存亡的念头放在胸中。
罗家伦虽居要职，办教育的成绩却比不上好友傅斯年的壮阔与辉煌。回顾早年在清华大学，罗家伦衔命将“庚子赔款”成立的清华基金改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为清华回归###管辖打下基础，他却因作风专断，在两年后匆匆下台。
同样出身北大的知名学者毛子水回忆，罗家伦性格热情、奔放、积极，做事活跃。出掌清华大学期间，为争取最好的教授不遗余力，他挟丰厚资源以及万般争取的诚意，用水磨功夫不断死缠，把在南开大学任教的蒋廷黻挖到清华，成为杏坛一项美谈。
在中央大学校长任内，因获得蒋介石经费支持与担保，罗家伦的确风光一时。他延揽艺术领域师资用力颇多，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汪宋白、张书旗、黄君璧皆曾在中大执教；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宗白华等哲学大师，也曾被中央大学哲学系延揽。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10）
到了重庆，中央大学足以与北大、清华等校合组的西南联大相抗衡，日后终于成为南方第一大学，并于1949年后改名为南京大学。
罗家伦虽然称不上史学大家，但是他开风气之先，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东南大学首开中国近代史课程，培养青年正确的国家与历史认知。知名史学家郭廷以便是罗家伦教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员。
罗家伦晚年为人圆滑，依旧不失提携后进的大老风范。他读过历史学者傅启学所著的《中国外交史》后，亲自聘他为“国民党党史会”副主任委员 ；他曾与蒋介石的另一名文胆陶希圣，安排年轻狂放却又光芒耀眼的李敖到台湾的“国史馆”从事研究；“国史馆”所编纂的孙中山文献遭年轻学者指称有疏漏，罗家伦没有学阀趾高气扬的态度，反而默默地三次修正遭指责之处，运用人际关系化解双方冲突与歧见。
但罗家伦热心宦途，终究让他与其它五四人物不同道。蒋介石多次邀请罗家伦的恩师胡适加入国民政府，甚至发动胡适得意门生傅斯年出面说服，但不仅傅斯年直言建议胡适应拒绝，胡适也以坚持作为在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由，婉拒蒋介石的提议，而继续留在学术圈、教育界。
遥想1948年3月，在国民政府情势混乱之际，由王世杰做中间人，要胡适勉为其难，在国民政府第一届国民党大会召开后参选总统。蒋介石不断施压，甚至开出胡适出任总统，由他担任行政院院长的条件。蒋介石在4月4日的国大会议中，虽然还是推举胡适担任总统候选人，却遭国民党一致反对，坚决要求蒋介石出马参选，先前的劝进等于戏弄了胡适。更难堪的是，在场数千名国民党国代中，仅吴敬恒与罗家伦支持由胡适担任总统候选人。
作为五四狂飙年代的宠儿，罗家伦的生命曾经光芒万丈，却在步入青壮年之后，与政治、权位的关系越扯越深。
与其它自由派学者不同，罗家伦专注于五四精神中的现代化诉求，相信通过党派、强人政治才能落实一切目标，因此先是承蒋介石之命经营党校、党政，晚年又帮蒋介石经营文人关系，出掌国民党党史研究工作。
但由于官僚系统的长期磨损，让这位五四文胆没能交出像样的学术研究成果，失去应有的风采与胆识。罗家伦曾劝义愤填膺的傅斯年“别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还感叹傅斯年“好动气而不善养气”。但数十年过去，元气淋漓的傅斯年浩然之气犹存，而罗家伦如今安在哉？
加上受到两岸对峙情势牵累，甚至一度连罗家伦“五四”的历史贡献都遭人质疑，凡此种种，显示罗家伦以文人身份介入政治之失以及越来越模糊的气度与人格。这位曾引领风骚的五四健将，终于在权力的蛛网中渐渐凋零。虽然罗家伦生前曾说，“伟大的人，到死后才能被人认识”；他也说，“人须有独立人格，在某些方面我总是独来独往”，但从掷地有声到到晚年的喑哑，罗家伦离开舞台的背影，是如此的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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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 中西以及两岸的人生哲学（1）
抗战末期林语堂与蒋介石关系趋于密切，但越来越多美国人不能接受蒋介石的专政。这使林语堂饱受质疑，在中国与美国皆树敌，评价也日渐下滑，甚至传言他遭蒋介石收买。
当今中国人看到“幽默”二字，莫不会心一笑；若对人冠以“幽默”二字，更是一大恭维。“幽默”一词源自英文单词humour的译音，存在于中文世界不过八十余年。首先将humour转化为“幽默”二字带进中国的，即为有“幽默大师”美誉的文学家林语堂。1924年创造“幽默”一词时，他不过三十岁。而鲁迅对“幽默”的不满与批判，更让林语堂的形象鲜明。
君子不器，林语堂发光发热未局限在中国文坛。他是以英文著作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旅游家、发明家于一身的知名学者。他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也曾与胡适一同被美国文坛列为“20世纪智能人物”之一。
林语堂用通俗达练的英文，向世界介绍中国人的观点、文化，这是他有功于中华民族之处。美国总统老布什于1989年在美国国会为中国政策作证时说，林语堂作品反映中国文化的观点，至今影响美国政府。
上承“五四”的新文化流风，下开中西沟通之门户，林语堂的一生成就，反映中国面对西方文化冲击，在文化、历史、社会、生活上的各种歧异、扭曲与自得，仿佛中西合璧，又仿佛负隅抵抗，形同复杂的矛盾综合体。但林语堂的独到之处，在于乐于享受矛盾，戳破矛盾，与中西矛盾共生，在小处做大文章，使他成为中国文坛上最难形容与归类的大师。
被郁达夫形容“生性憨直、浑朴天真”的林语堂，曾自傲地说，“我是一团矛盾，但我以自我矛盾为乐”。因此他的座右铭“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衬托他的人格，更显得鲜活有力。
林语堂为“文人”下的定义，也很难让人忽略。他主张：“做文人而不准备做文妓，就只有一途：就是带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份自会高点。要有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份。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之文，独来独往，存真保诚，有骨气，有识见，有操守，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
享誉西方文坛 奠定大师地位
林语堂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0月10日生于福建省龙溪（漳州）县。原名和乐，读大学时改名玉堂，后又改名语堂。排行第五的他有兄弟六人、两位姐姐。母亲杨顺命。父亲林至诚是长老会牧师，因此林语堂六岁入学就读于基督教会兴办的铭新小学，四年后转往厦门鼓浪屿同样由教会兴办的小学，十岁即开始接触西洋文化与生活。
从鼓浪屿的教会中学寻源书院毕业后，林语堂进入上海知名英文学校圣约翰大学，大二时以英文短篇小说赢得学校金牌奖；取得学士学位后获聘为清华大学英文教师。1919年，他与厦门富商廖悦发次女廖翠凤完成婚礼，并申请到清华的半官费奖学金，携妻赴美深造。
虽然拿着奖学金出国，但先遇到廖翠凤因盲肠炎手术并发感染，动用了大笔旅费；抵美第二年，意外发生半官费被无故取消风波，林语堂只好向北大申请预支。所幸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自掏腰包，谎以北大校方名义，紧急汇给他“近乎天文数字”的两千美元，且两度私下伸出援手，林语堂才得以继续学业。后应聘前往法国战场勤工俭学，教华工读书识字赚取生活费，这样才能取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
林语堂二十九岁获博士学位。他履行当年对胡适的承诺，随即担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又兼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讲师，并开始以“语堂”之名发表文章。第二年他将英文的humour译为“幽默”，为“幽默”一词出现之始。
1926年，林语堂兼任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及教务长时，与鲁迅密切往来，同为《语丝》杂志写稿。在开明书店编《开明英语读本》时，林语堂也和鲁迅、郁达夫等人共事。从收集早期作品的《翦拂集》中，即可看到林语堂青年时期革命左倾的一面。他曾积极参加反抗军阀统治的抗争，为此南避厦门大学任教，同时延请鲁迅同到厦大。不过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却因文艺路线与人生观的不同，发生论战，演变为几乎互不往来。。 最好的txt下载网
林语堂 中西以及两岸的人生哲学（2）
另一方面，因赛珍珠（Pearl S。 Buck）的鼓励，林语堂立下以英文写作、忠实地将中国面貌引介给西方的宏愿，花费一年时间，撰写《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一书，1935年交由赛珍珠协助出版。这部英文著作让林语堂享誉欧美文坛，也开启了他生命的另一扇窗。
1936年，抗战前，林语堂举家赴美，原先打算停留一年后返回北京，但因避战火，全家长期滞美。旅美期间，林语堂致力于写作。在赛珍珠的全力推介下，《生活的艺术》一书大为畅销，使他在西方社会声名大噪。
林语堂离开上海前，曾为搭救被国民党拘禁的牛兰夫妇，与宋庆龄等人筹组民权保障同盟；也曾与鲁迅、巴金、郭沫若、茅盾等人，联署知名的《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战争而结合，并争取言论自由。
七七事变后，身在异邦的林语堂在《时代周刊》发表《日本征服不了中国》，强调具有高度士气与团结一致的国家，绝不会被外来势力所征服。并以他的知名度，应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邀请，以西方知名作家身份，到华盛顿为中国演说，驳斥欧美对中国苦难的忽视，为故国争取权益与国际舆论支持。随着战火波及上海，林语堂家中保留的五十二册辞典创作手稿，毁于日军炮火。但也就是在国家遍地烽火之际，林语堂在美以英文写成《京华烟云》巨作。才子佳人的包装，字里行间藏着林语堂对国家的热爱。
林语堂曾说，《京华烟云》是为“纪念全国在前线牺牲的勇男儿”。林语堂强调，作家在国难当头时报国的唯一方式，还是用笔锋宣传爱国的精神， 这比在国内躲警报要重要得多。此书叙述家族悲欢离合，以八国联军进北京的逃难开头，以日军入侵的逃难结尾，寓意深远，深受海外好评。只是林语堂一度托郁达夫将全书译成中文却未果，反倒是日译本先行问世。
抗战期间，林语堂仅于1940年和1944年两度回国，不忘撰文为国家宣传，指出日本的困境；并指责美国两面手法，不愿援助中国，反而出售废铁、汽油等物资给日本，间接协助危害中国。林语堂在《读者文摘》上发表文章，强调国际面对的威胁不在炸弹，而在观念。他强调，文明一定会战胜愚昧，侵略者一定会失败。抗战期间，《京华烟云》的姐妹作《风声鹤唳》亦迅速出版。
1949年未随国民党去台
林语堂曾说，“我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发展我的风格，完全是国民党之赐”，“如果民权不被取缔，恐怕我永不能成为一个文学家” 。因此在创作初期，林语堂的文风中间偏左，与国民党、军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