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赤然将军回忆录-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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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的任务是保存与扩大红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配合正面战争，完成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我军建设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开始曾在连队中引起一些思想波动，有的认为红军接受改编是向国民党投降；有的认为改编后八路军戴上国民党革命军的帽子与国民党军有什么区别；有的说：“现在戴的是国民革命军的帽子，将来还戴什么帽子？”为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使改编后的八路军很快“造成抗日战争的模范兵团”，在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同时，在部队中进行了政治教育。
总政治部编写了《抗日紧急动员课本》、《新战士课本》、《抗日军人读本》、《八路军军人必读》等下发部队，作为部队思想教育的基本教材。在整训中向广大指战员反复讲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策、观点和立场；我党我军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和任务；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民族解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关系，以及我军与国民党军的本质区别，还讲明改编的重大意义和肩负的重任。同时，针对日军这个新的作战对象，对部队加紧进行军事技术和战术训练，全面提高军、政、文化素质，增强战斗力，从而对日寇作战做好了思想、技术、战术准备。
●留守根据地
1937年秋，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后，为加强后方留守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以保卫陕甘宁边区。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将3个主力直属营和原陕甘宁地区地方部队，以及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旅直大部和第七七O团、第一二O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共9000余人改编为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曹里怀任参谋处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
当时我已由抗大毕业，调到陕北红军独立一师任政委。师长是白志文，参谋长陈美福，政治部副主任李太元。下辖了3个团。防区由甘泉到富县的茶坊，延安三十里铺到金盆湾、临镇一线。
师部和第一团驻富县城内配合抗联主任霍士廉对国民党县长的统战工作；并护送延安干部到国民党区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曾护送过张爱萍、余立金、吴克华、贺子珍（毛泽东夫人）、马德海（外国人）等30多人顺利到达目的地。30年后，1967年大家相逢时，还念念不忘我对他们的关怀和保护。1971年，霍士廉在西安见到我时，一再提及当年，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团驻防金盆湾、临镇、英王镇一线，围剿黄龙山残匪直至匪患平息。第三团驻甘泉至富县所属六里峁一线，保障延安至西安的公路畅通无阻。
1937年8月25日，陕北红军独立一师改编为一二O师特务营。后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留守部队改编指示，又成为警备第五团。白志文为团长，我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陈美福任参谋长，李太元任政治部副主任，王华亭任供给处处长。下辖3个营。并统一指挥延长保安的第四营，营长李启贤；延川保安第二营营长贺吉祥；以及固临保安独三营。
我团驻防从延水关起至泥金滩一线的河防；从汾川河起经临镇、金盆湾、英王镇、南泥湾至延安三十里堡一线的边防。
第三营营长王仁法、教导员王昌虎率领部队进驻延水关、马头关。
第二营营长高启甫，教导员郭六胜率领部队进驻凉山岩、泥金滩。
第一营由营长白应奎、教导员马光厚集结于延长附近的呼家川一带作为团的机动部队；团部驻延长城。
固临保安营有两个任务：策应泥金滩二营四连河防任务，配合进剿土匪李钦武。延长的保安营主要任务是剿匪。延川保安营作延水关、马头关的第二梯队。
我团二、三营则构筑起坚固的河防工事。从延水关至泥金滩一线，黄河河槽窄、水流急，西岸石山矗立，沟壑纵横。二营驻守的凉水岩是延河出口又是船和牛皮筏的渡口，而泥金滩渡口只能用牛皮筏。三营驻守的延水关渡口较大。
根据河防地形，渡口工事必须构筑在石山腰部隐蔽处。工程十分艰巨。以连为单位一锤一凿，夜以继日劳动了50余天才峻工。工事内有各种机枪、步枪发射眼，两人并行的通路，还设有俱乐部、游艺室、洗漱室、食堂、卫生室等。正面伪装如同山体一貌。工事不仅固若金汤，而且比较舒适，受到留守兵团肖劲光司令员的称赞。
1937年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深入人心，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得到了国民党主张抗日的各阶层人士的认同，党的统战工作出现了一个迅速发展的局面，护送党的干部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开展工作，就成了留守部队所担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
也就在这个时期，各种反动势力的活动也极为猖狂。盘踞在黄龙山一带的土匪专门袭击过往的我军、政干部，骚扰边区百姓，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倾向和复杂的背景，它对延安到西安的交通直接构成严重的威胁。延安到甘泉之间的九页山地区的土匪就曾袭击了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命令留守部队彻底拔掉这根毒刺。
任务下达到兄弟部队，但是我深知完成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因此，派出作战能力强，干部、战士多生长、生活在这一带的一营配合作战。
黄龙山地形险峻，沟壑纵横，山大林密，人烟稀少，自古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各个朝代的政府都曾派兵清剿土匪，但从未如愿。
我留守兵团的参战部队在地方政府和群众武装的紧密配合下，摸清了土匪的行踪，长途奔袭于黄龙山的沟沟壑壑，政治民瓦解与武装清剿相结合，彻底孤立了国民党顽固分子、敌特分子，直捣土匪老巢，到1938年2月，黄龙山和关中地区的土匪大部分被消灭，此间，毙匪首、匪徒140余名，缴枪70余支，而九页山一带的土匪则被我彻底消灭，这一带才得到了安宁。
我考虑到周副主席身负重伤，常常往来于延安及外地之间，安全工作十分重要。任铁柱同志是我从家乡带出来参加红军的，又经受了多年的战斗洗礼，身体强健，聪明机敏，枪法准，应付复杂情况的能力强，就把他派到周副主席身边工作。三十多年后，当我在天安门城楼接受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时，周总理竟不忘重提这段往事，令人感慨万千。
●河防战斗
驻山西日军第一军根据华北方面军指示，制订了山西省“肃正作战”计划，企图将治安加强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从1938年12月中旬至下旬，第二十师团相继占领了山西省大宁、吉县、永和等地区，扬言进攻陕北。日寇准备了大批渡河器材，兵分3路，每路约1000余人，火炮10门，向黄河岸推进。
12月27日，我团组织前线指挥部进驻凉水岩，以指挥扼守马头关、凉水岩、泥金滩3个渡口。
1938年12月31日凌晨，日军占领马、凉、泥3个渡口的河东阵地后，用炮火、机枪隔河向我团阵地猛烈射击。并以10架飞机投掷毒瓦斯弹，掩护步兵登船强渡。
我团第五、六连部分指战员中毒晕倒，多处工事被轰炸，但仍顽强坚守阵地。敌先头部队进到距我50—100米的河心时，突然遭遇猛烈地攻击，击溃敌橡皮筏、木船30多只，毙敌100多人，敌被迫撤回东岸构筑工事，与我对峙，并不时炮击河西岸，企图重新部署强渡。
敌还向我泥金滩二营四连防区炮击，指导员李成荣在抗击中英勇牺牲。此时，河东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和决死队、游击队、自卫军，不断袭击敌人的辎重和后续部队。敌在我两面夹击下，不得不于4日、5日相继向东撤退。
我们立即组织了由高启甫率领的第五连突击队，强渡黄河追击日军，直至山西集宁、曲娥镇与日军激战3个多小时，毙敌80余人，缴获重机枪4挺，步枪40余支，马40多匹，以及防毒面具和其它物资。
战斗后我们总结出5条经验：一是战前动员，提高认识，讲明日寇是侵略者，是我民族的死敌，保卫苏区、保卫党中央是军人的天职。二是乘敌立足未稳，进行突然袭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同时要注意隐蔽，按预定方案击敌。三是防御与主动出击相结合，选择时机派出精锐部队扰乱敌后方，配合正面部队的进攻。四是自卫军与群众参战起了重要作用。战斗一开始，延长、延川、固临三县自卫军接到命令后，昼夜兼程奔赴前线，担负巡察、联络、警戒、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收集敌情，为部队正面作战提供了良好的后勤保障。五是工事要坚固、隐蔽、伪装。敌人始终未能侦察到凉水岩工事的真正位置，在敌人的猛烈炮击和飞机轰炸下我方除李成荣同志光荣牺牲外，再无伤亡，达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1939年4、5月间，日军编成第三十六、三十七军团（归太原第一军指挥），准备接替第一O九师团和第二十师团的防区。企图利用新编师团的换防机会，进行第二期“肃正”计划。实施对晋东南地区的“扫荡”。并再向我河防发动一次大的进攻。为此，他们集结于永和大宁一带。
5月初，日军第二十、三十七师团2000余人在20门大炮和1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分两路向我团三营一连、凉水岩二营两个连的防区进犯。6日拂晓占领了河东阵地。继而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强渡黄河。我部沉着、冷静、坚守阵地，依托有利工事展开还击，阻击了敌人强渡。马头关撤退之敌在河滩集结时，我三营突然以猛烈火力毙敌30余人。9日敌经大宁退往蒲县黑水关一带。此战共击毙日军80余人，缴获步枪10多支，挫败了日军的侵犯。
与此同时，华北的国民党溃兵300余人，由马头关偷渡黄河。沿途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并企图袭击延长县城。
此时县城仅驻一营的三连和保安部队100余人，情况紧急，只能智胜。白志文团长和保安大队长李启贤在距县城5公里的呼家川设宴欢迎并布置宿营以稳住溃兵。溃兵中自称“营长”的赵有富却要进县城宿营，声称要过个“痛痛快快”的夜晚。双方争执不休时，又一个自称“连长”的王得胜说：“客由主便，八路军以贵宾相待，而我们提出不礼貌的要求就不太好了”。这番话，得到了大多数溃兵的支持，赵有富也只得作罢。
第二天凌晨我们只用了一个连的兵力就缴了他们的枪。获轻机枪6挺，步枪280支，短枪6支，子弹4000多发，还有一些其它物资。赵有富因反抗被当场击毙。王得胜等30多人加入了一连。枪支弹药大多补充了保安大队，另有80多人参加了保安大队。不愿留下的我们给了路费让其回家。
●蒋介石继续反共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虽被迫停止内战，实行抗日，但其限制、消灭共产党力量的企图，从未罢休。特别是武汉失守后，其政策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了一系列“摩擦”事件。陕甘宁边区一直被其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在边区内部设专区和县级政府权力机构作为反共据点；在边区周围集结重兵，进行包围，封锁、骚扰，企图伺机大举进攻。
早在西安事变前，西北革命根据地就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分化、吞并各地方派系的杂牌军，防止受我党和边区的影响，先后将东北军和西北军第十七路军调离西北，而将其嫡系胡宗南部调到了关中地区，以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封锁。抗战初期，国民党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兵力达30万人。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太平洋战争迫使日本从华北、华中地区抽调了大量兵力转向太平洋战场，致使日军对西北的威胁大为缓解。而此时国民党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兵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至40余万。其中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部队增加到近30万，从南面和西面包围、封锁边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曾对中共谈判代表许诺将“陕甘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但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当局却迟迟不予承认。反而以统一“军令”、“政令”为借口，宣称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非法组织”，“绝对不能存在”，并向边区委派国民党专员、县长，造成边区内部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
这些专员、县长利用职权，采取各种方法，造谣诬蔑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镇压群众运动，摧残和解散抗日救国团体；挑拨我军和友军、群众、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支持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强收旧租旧债；强编地方保甲；乱杀我军官兵和地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