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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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四库全书》外,在《四库全书存目》里也收录了其他一些西方著作。比较而言,前者所收多为科学性质的书籍,如天文地理,数学测量等,后者则主要是宗教性书籍,如《七克》讲天主教的七宗原罪,《天主实义》、《二十五言》、《辨学遗牍》、《畸人十篇》、《灵言蠡勺》、《空际格致》、《寰有铨》等,均是宗教理论及神学方面的图书,明显地看出,清朝官方的态度是肯定西方的科学,反对西方的宗教。
《四库全书》编纂时期,正是清廷禁教之时,对天主教书籍以存目方式介绍的同时,也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四库全书总目》批驳利玛窦《辨学遗牍》说:“利玛窦力排释氏,故学佛者起而相争,利玛窦又反唇相诘,各持一悠谬荒唐之说,以校胜负于不可究诘之地。不知佛教可辟,非天主教所可辟;天主教可辟,又非佛教所可辟,均所谓同浴而讥裸裎耳。”(37)又批驳《二十五言》说:“西洋人之入中国,自利玛窦始,西洋教法传中国,亦自此二十五条始,大旨多剽窃释氏,而文词尤拙。盖西方之教,唯有佛书,欧逻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厥后既入中国,习见儒书,则因缘假借以文其说,乃渐至蔓延支离,不可究结,自以为超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见不过如是也。”(38)对李之藻编《天学初函》评论道:“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感人心。所谓自天地之大以至蠕动之细,无一非天主所手造,悠谬姑不深辨,即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者哉!”(39)甚至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上,均不认同西学,四库总目评《空际格致》云:“西法以火气水土为四大元行,而以中国五行兼用金木为非。……欲以强词夺之,乌可得乎?适成其妄而已矣。”(40)清廷在社会上禁止基督教的传播,在学术上对其教义、道理也作出多方面的批评,同时,对传教士传入的科学知识也越发采取批驳和抵触的态度。
清朝虽然否定西学根本上的合理性,但认为西方某些科学知识却甚为可取,尤其是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用性科学多加以肯定。四库总目评利玛窦《乾坤体义》云:“是书上卷皆言天象,以人居寒暖为五带,与周髀七衡说略同。以七政恒星天为九重,与楚辞天问同。以水火土气为四大元行,则与佛经同。至以日、月、地影三者定薄蚀,以七曜地体为比例倍数,日月星出入有映蒙,则皆前人所未发。其多方罕譬,亦复委曲详明。下卷皆言算术,以边线、面积、平圆、椭圆互相容较,亦足以补古方田少广之所未及。虽篇帙无多,而其言皆验诸实测,其法皆具得变通,可谓词简而义赅者。”(41)在器械科学上,清廷亦十分推崇西洋之器,四库总目评王征《奇器图说》云:“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寸有所长,自宜节取,且书中所载,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录而存之,固未尝不可备一家之学也。”(42)至于熊三拔撰写的水车制作程序,若“推而广之,足以利民生也”。(43)在地理书类,清廷认为艾儒略《职方外纪》一书颇有价值,有助于人们认识世界地理状况,书中言及五大洲各国之风土、民情、气候、名胜等,颇有兴味,并载有发现美洲之事。书前后附有万国舆图,北舆地图,南舆地图,足以纠正中国古人天圆地方之许多谬见。尽管四库总目认为它“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但仍存之以广其闻:“所纪皆绝域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前冠以万国全图,后附以四海总说”,“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44)
余嘉锡《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但从另一角度说,其鄙薄二氏,指斥佛老,则见小不大,立论就未免偏狭;其于宋儒,肆意讥讽,恐怕也非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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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四五辑,第335~336页,四六辑,第322页。
(2)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四八辑,第14页。
(3) 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66页。
(4) 许指严:《南巡秘记》,第79页。
(5) 《清稗类钞·巡幸类》,《高宗南巡供应之盛》;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
(6) 乾隆四十五年三月癸巳谕;实际上,各种奢华从直隶就开始了,种种情况,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第366页;许指严:《南巡秘记》则谓,上谕:“前岁山左过求华丽,多耗物力,朕甚勿取。”实则后此如故也;……又谕曰:“毋张灯演剧,踵事增华……”读此等谕旨,何尝不是节俭爱民,从谏如流,而无如其实际上全然相反,经一番谕旨惩戒,且多一分奢华靡丽,第241~242页。
(7)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己未谕;其御制驻浙江水营诗曰:江南水营屋三间,已谓不当心踖踧。浙江水营倍过之,点缀亭台及花木。争强长此竟安穷,今驻明发祇一宿。未曾豫戒吾之过,实不思及此豫督。将求吾喜喜何曾,益觉怦怦增鞠恧。
(8) 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60页。
(9) 《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文二集》,卷3。
(10) 参见王英华:《清前中期治河活动研究》,2003年,博士论文。
(11) 《高宗实录》,卷1101、卷1102。
(12)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辛巳谕。
(13)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己酉谕;“从前”议论,参见乾隆十九年四月庚寅谕,上年顺天乡试,问黄河北行故道;今春会试,问黄河下流,皆孙嘉淦、陈世倌一己私见,究亦空言无补云云。
(14)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壬午谕。
(15) 《啸亭杂录》卷1《普免天下租税漕粮》,王英华:《清前中期治河活动研究》。
(16) 《啸亭杂录》卷4《李昭信相公》又曰:“然性骄奢贪黩,竭民膏脂,又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识者讥之”。案发下狱,起复后,“贪黩仍如故”。
(17) 在这之前,只有一个例外,即卢焯;卢焯隶汉军镶黄旗,长期出任地方大吏,是一位能臣,每到一地都兴利除弊,广有德政;在审批嘉兴桐乡汪姓分家案,收受贿银五万两案发后,百姓“渲言,求释放卢,推倒都统衙门鼓亭栅门”,“呼呶罢市”,“数万人赴制府军门击鼓”,“呼冤躅足”,因在限期之内退完赃银,皇上免其一死,发往军台效力,乾隆十六年赦归,四年后再度起用。参见李景屏、康国昌:《乾隆、和肓踯罚ㄍ逯榉砍霭嫔�2000年版。
(18)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10;其后,甘肃冒赈侵贪案内,闵鹗元之弟知县闵鵷元贪污银一万九千八百余两,闵鹗元知情不举,始终掩护。当是之时,闵鹗元抚吴,苞苴日进,动逾千万,而平居布衣蔬食,接见僚属必谈性理。迨以其弟获罪,吴人谚曰:“议贵议功一言活,昭信中堂(指李侍尧)难逃青史;伪仁伪义三品留,江苏巡抚无补苍生”,《啸亭杂录》卷8《闵抚军》。
(19)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10)记载,李侍尧“为皇帝所信任,年老位高,平日儿畜和|衔之。年前侍尧为云贵总督,而贵州按察使海明(应为原任云南粮道、擢任甘肃臬司海宁)为沈阳府尹入京谢恩,历辞和+|私问侍尧动静,海明言,侍尧贪浊无厌,畏其诮责,尝赂黄金二百两为寿于生日。思渥嘀�
(20) 以上参见李景屏、康国昌:《乾隆、和肓踯罚ㄍ逯榉砍霭嫔�2000年版。
(21) 《履园丛话》记此事,云:“国泰平日奔走和畔拢瞳|奉旨查办后,先已授意国泰弥缝掩盖,及抵济南,和畛椴榭庖纯伞G阌肓踯黾瞥共椋旆饪猓庵卸嘞翟菜吭由保韵到枭倘似袒б猿涫撸蜈滴士饫簦闷涫担ā堵脑按曰啊肺濉毒跋汀な槟显跋壬隆芳啊肚迨妨写肪�72《钱沣传》亦有类似记载)。
(22) 参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三册,第2405页、第2455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摺》,五三辑,第487~488页;《清高宗实录》,卷1159、1160。
(23) 《乾隆朝上谕档》,五四辑,第457~458页。
(24) 参见郭成康:《18世纪后期中国贪污问题研究》,《清史研究》1995年第1期;乾隆三年四月甲申,曾令三年之内,停止督抚贡献(惟织造、关差、盐差等进贡物件,向系动用公项制买,与百姓无涉,不在禁例“),那恐怕只是一时性的。
(25) 《高宗实录》,卷1110。《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10)亦载敏中家产值银二百万两,“皇帝大怒曰:‘朕任敏中数十年,知其为廉直,安得有许多赀?’命籍没其家产”。
(26) 所谓“进京盘费”,无非为进贡及打点朝中权要;据萨载奏查封郝硕家产折称:“本年(1784年)闰三月郝硕差弁郝得禄运送备进贡物内之檀香炕屏、挂屏、桌屏由水路北上。又闰三月内将金笔筒等金器约重一千二百余两,熔成金锭大小一百三十余个,除存留九十锭已查出,其余四十多锭,同从前销化金围屏之金锭大小一百个随带进京。此外,尚有珍珠手串一挂、金银首饰一匣(二三十两)、红圆宝石一件并金如意一枝,碧霞玺、珊瑚朝珠各一盘,又朝珠一盘、手串九挂、玉器五宗。又四月内曾差把总茹飞虎运送备进贡物内嵌玉如意、玉无量寿佛、玉瓶、玉盆、珠手串、伽南碧霞玺手串、伽南珊瑚朝珠、大呢雨缎洋缎等物,由旱路进京”(《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六十辑,第565~567页)。
(27) 所谓“海塘公项”,即郝硕被罚交议罪银六万两以充塘工之用者。
(28) 以上参见李景屏、康国昌:《乾隆、和肓踯罚还煽担骸肚迨繁嗄辍肪�6。
(29)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庚子谕。
(30) 乾隆六年正月庚午谕;又见乾隆十五年二月辛丑谕。
(31) 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
(32) 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262页。
(33) 参见亚历山大-伍德赛德:《剑桥清代史》第五章《乾隆朝》,及所引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第323页及其后。
(34) 以上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第24~231页。
(35) 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第231~241页。
(36)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页。
(37) 《四库全书总目》,卷125,第1079~1080页。
(38) 《四库全书总目》,卷125,第1080页。
(39) 《四库全书总目》,卷134,第1136页。
(40) 《四库全书总目》,卷125,第1081页。
(41) 《四库全书总目》,卷106,第894页。
(42) 《四库全书总目》,卷115,第984页。
(43) 阮元:《畴人传》,第三册,卷44,《熊三拔传》,第576页。
(44) 《四库全书总目》,卷71,第633页;以上参见清史所博士研究生熊月剑:《西来新对手的进逼》(未刊文稿)。
六、六次南巡
25.第六次南巡
按照原定的计划,皇上模仿皇祖,一共要有六次南巡。但第六次南巡是在乾隆四十九年,皇上已是七十四岁高龄,他也知道这是自己的最后一次南巡,今后不会再来了。想到他曾经是那样喜爱江浙之地,真不知此时他心里是什么感受。
第六次南巡最可记述的事,可能就是浙江海塘了。
五次南巡之后,经过连续三年“采办石料,勘估建筑”,一条三千九百四十丈(13133米)的石坝在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已经竣工。现在,皇上终于亲自视察了这条石塘。
从乾隆二十七年皇上第一次亲临海宁视察海塘,到乾隆四十九年年底范公塘石坝完工,一条四十多里的石塘矗立在惊涛骇浪中,就像一座海上长城屏藩着富饶的杭州湾平原。史学家孟森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持之二十余年不懈,竟于一朝亲告成功,享国之久,谋国之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