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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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对象方面，虽然继续强调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但已宣布地主、富农子弟也可入学的新政策。对于教师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成分的要求也出现了松动，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布只要拥护中共政策，私塾先生仍可继续教学，各根据地也不像瑞金时代那样，强令关闭一切私塾、旧学，而是允许予以保留。
在教育理论方面，即从工农性质共产主义教育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所谓新民主主义教育，即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为革命战争服务，强调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与中央苏区时代所奉行的共产主义教育相比较，新民主主义教育已被赋予了较多的中国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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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1931年9月23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103、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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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号召在教育领域必须“打破旧的一套” ① ，全面清理“教条主义”对党领导的教育工作的影响。伴随着这年春开始的整风运动，延安理论界、教育界开始全力肃清教育领域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影响，最终完全形成了“毛泽东主义旗帜下的新民主主义教育” ②
1942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一篇名为《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中共领导的教育应坚持正确的“立场”的同时，也提出应从古往今来优良遗产学习的问题。③
从上述言论看，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与以往的共产主义教育在解释方面已不完全相同，但是在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旗帜下，阶级教育、共产主义教育仍然是根据地教育的基本精神，在调整教育方针和具体政策的同时，阶级论的教育观事实上并没发生实质改变。
阶级论教育观的体现之一是继续强调教育的政治功用方面。中共认为，在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必须将干部教育放在教育的第一重要位置，社会教育放在第二位，普通教育（国民教育）放在第三位。④
阶级论教育观的另一体现是在边区的教育内容上，根据地教育完全依照革命意识形态的要求，将政治教育、政治动员放在突出地位。在三种类型的教育中都体现这一原则，以加强受教育者对中共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并进而改变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
根据地教育唯一可与“五四”教育接轨的仍是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普遍推行的社会教育。
在延安时期，中共和边区政府还积极推行了一场体现其激进社会改革理想的新文字运动。早在20年代末，著名共产党人和教育家吴玉章就开始在苏联远东地区进行了试行新文字的试验。吴玉章等认为，为了彻底改造中国旧传统，特别是为了解决中国普通百姓学习中国汉字的困难，应用拉丁化新文字取代汉字，从而使人民大众获得文化和知识上的翻身。1939年吴玉章返回延安后，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随后在边区和华北根据地全力开展了新文字运动。
新文字以拉丁字母取代汉字，以北方话，主要是山东话注音，简称“北拉”。边区各级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试验。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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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打破旧的一套》，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9月11日。
② 刘季平：《论抗日民主立场学用一致精神》（1944年8月），《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第56页。
③ 《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月17日。
④ 《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指示各县关于1943年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1943年2月14日），《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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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边区政府开始在群众性的冬学活动中试教新文字。1941年，明令在初小一年级试教新文字，随后在边区7个县市兴办新文字冬学。同年，边区政府正式承认新文字的合法地位，规定新文字书写的契约文件，与汉字同样具有法律效用①。为了培养新文字教员，延安开办了新文字干部学校，出版了“新文字报”。
1942年，边区政府还规定，各地有新文字教员者，应一律教新文字，不得新文字、汉字混合去教②。延安的新文字运动对其他根据地也产生了影响，冀中根据地从1940年开展新文字运动，创办了新文字书店，举行过新文字训练班。饶阳县还创办了新文字书店，在冀中地区的饶阳、安平、深北、定南先后举行过新文字训练班。③
四、根据地教育的价值和局限
根据地教育是中共领导的战时状态下的革命大众主义的动员教育，这种教育是一种强化意识形态灌输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鼓动性，它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和路线、方针、政策为教育的宗旨和依归，突出教育的政治思想训练、基本生活和生产技能学习的实际功能。
根据地教育又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思想斗争相依相随：经过整风运动，根据地教育排除了另一种阶级论教育观——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烙有毛泽东印记的具有中国阶级论教育观。这两种教育观在本质上并无明显区别，但是，苏联教育模式在强调政治第一的前提下，比较重视学校的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而延安的阶级论教育观则更注重政治教育的通俗性和实用性，以及生产技能训练。在江西时期，尽管战争环境更加紧张，中共在“全盘俄化”的思路下，仍把国民教育系统置放在教育的第二个层级，而延安时期，中共的局面已大为改善，国民教育系统却降至最低的层级，就说明这两种教育观的差异。
根据地教育是抗战环境的产物。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动员，教育内容也是为战争和为生产服务，表现为教育内容的简单化和学制的灵活性。
根据地教育也是大众主义的。面对工农大众的教育是中共阶级论教育观的主体部分，也与“五四”的平民教育相契合。在群众路线的口号下，延安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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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41年11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第19页。
② 《本年教育中心工作》，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1月5日。
③ 亦敏：《冀中教育建设概况》，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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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的一切教育措施都以普及为主，大众生活可以成为教育的内容，大众也是教育的主体，请老农做教师，以替代“那些对战争和生产劳动无知识也无兴趣的教师” ①，教育形式更是采取大众化的形式。延安时期普遍创办的冬学、夜校、识字班、民办小学，以后成为中共领导的社会办学的基本模式。
经过改造的根据地教育实现了毛泽东对教育的要求，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教育起到了统一干部思想、统一群众思想的作用。经过不断的思想改造，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的教师也都从“自由职业者”转变为“毛主席的教育战士”。
从实际效果看，根据地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培养了一大批适合其现实需要的人才，边区人民的文化和卫生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农民生活得到相应的改善。
然而根据地教育也存在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1．在阶级论教育观的贯彻和实践中，“五四”教育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遭到过分打击，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学制和学校管理方面均有所体现，从而有损教育的全面性。延安的初小教育，基本上是国防教育，女作家陈学昭当时就对此现象有所质疑，她说：“政治水平高于文化水准，这是一个长处，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十岁以下的小孩，如果装进去许多空洞的理论进去，是不是适合小孩智慧的发展？这些小孩是十几年后建造新中国的一代，那个时代我们不再需要许多政治工作人员，我们需要的是工业工程师、农业工程师、各种科学技术专家和技术工人”。②即使是社会教育，也始终强调突出政治，苏中根据地的冬学教育就明确规定“明理第一，识字第二”，③即将政治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有时会因突出政治思想的训练而冲击和取代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2．在战时环境下，一味追求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固然会产生偏差，但若走向另一极端，一切仅从眼前需要出发，也会造成教育的短视和片面性。1938一1941年，张闻天负责指导边区的文教工作，由于抗战阶段中共的局面已大大改善，尤其在边区已获得相对和平的环境，因此张闻天主张现阶段的教育应向正规化过渡，在继续突出政治思想训练的同时，也要加强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边区在1938年后将一些分散的学校合并，成立了一批完全小学，除此之外，也创建了几个中等师范学校。然而，这些努力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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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4月7日。
②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l年版，第38—42页。
③ 张正屿：《苏中抗日根据地冬学回忆》，載《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上海教育出版杜1979年版，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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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指责犯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1941年9月后，延安开始系统检讨几年的延安教育的经验和教训，《解放日报》批评边区教育对于实际斗争“几乎麻木到没有感觉”，认为边区的受教育者已被完全荒废了，已被错误地教育成为“大时代的废物”①。在这以后，边区通过各种政治学习和1943年召开的整学会议，全面清理“教条主义”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影响，今天看也有矫枉过正之处，例如：明确宜布，在目前根据地，不发生升学问题，“普通高小以上的教育应入予干部教育的范围”，甚至将普教的出路归结为培养不从事生产的“二流子”，正面鼓吹教育只限于培养“能读会算”，“认识路条”即可，所谓“能写会算即毕业”。②这种“需要第一”的教育在当时情况下或许适应现实斗争和生产的需要，但作为一种革命教育的经验，以后被加以神圣化，则对未来的教育带来不良影响。
3．忽视受教育者兴趣、个性的发展和培养，在今天看来，也是失之偏颇的。由于认定办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斗争，生产斗争的实际需要”，进而认为教育注重兴趣、个性等是“失去了分寸”，从这个观点引申下来，一些教育工作领导者反对将儿童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其理由是重视儿童教育是欧美和“中国封建的办法”，而且批评重视儿童教育“完全是本未倒置的现象”，即认为儿童年龄太小，不能马上参加社会和生产斗争，比不上干部教育那样，可以马上“立竿见影”③。这种过分急功近利的思想及其措施，事实上是有碍于边区教育的全面发展和青少年的长期成长。
4．过分强调“学用结合”、“学中学”、“干中学”，在实际操作中又经常流于只重视生产劳动而忽视系统知识的传授。在那几年，“百年树人”、“培养建国人才”的观点，被斥之为“空洞”④，讲授自然科学诸如太阳系、人的神经系统被批评为教条主义⑤。延安对国统区的教育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责大后方的“别有用心的教育家”鼓励青年埋头在物理、化学、教育等等书库里⑥。这种风气一开，在一段时期内，学校教育几乎被完全否定，据有关资料披露，1943年下半年延安的普教系统的知识学习已经完全终止，而转变为参加生产劳动，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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