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驳诡辩的方法与技巧 张晓芒-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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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利亚学派的代表人物芝诺，在为本宗本派的主张进行辩护时，也在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如他为了否定运动的存在，提出了自己非难运动的四个命题，即上面所列的“二分法”、“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飞矢不动”、“运动场”。当我们看到这四个命题时，不由得想起了中国古代“辩者二十一事”中的“飞鸟之影未尝动也”和“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奇谈怪论。　
　　麦加拉学派也常常提出一些诡辩的命题。通过揭露论题的矛盾，使人限于困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上面所列的、由它的代表人物欧布里德所提出的“谷堆”、“撒谎者”、“有角的人”、“秃头”等。　
　　这些命题如果按现代逻辑或现代哲学的眼光来看，一是开“悖论”研究之先河，如“撒谎者”就是一个典型的语义悖论。二是涉及到了言语行为中的“预设”问题，如“有角的人”就是一个典型的语言预设句。三是涉及到量变和质变的矛盾问题，如“谷堆”和“秃头”就是关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问题的。但是，在这些命题的论证中，欧布里德也是在利用概念的灵活性和语言中的矛盾进行论辩，也是让当时的人惊诧不已的，所以说，它们也是诡辩。
●　“一切都是幻觉”——古印度的诡辩源头
婆罗门问：“汝（你）为何名？”　
　提波答：“名天。”　
　　问：“天是谁？”　
　　答：“我。”　
　　问：“我是谁？”　
　　答：“狗。”　
　　问：“狗是谁？”　
　　答：“汝。”　
　　问：“汝是谁？”　
　　答：“天。”　
　　问：“天是谁？”　
　　答：“我。”　
　　问：“我是谁？”　
　　答：“狗。”　
　　问：“狗是谁？”　
　　答：“汝。”　
　　问：“汝是谁？”　
　　答：“天。”　
　　婆罗门被折服。＇12＇　
　　在古印度，思想文化也异常发达，宗教、哲学，派系丛生，观点纷呈。各宗各派之间，各擅锋锐，以求生存与发展，因此，论辩也是十分发达。在其古典文献《五十奥义书》中，就记载有很多生动的论辩。　
　　在这些论辩中，有些论辩属于派系之争，观点之辩，但有些论辩恐怕也是纯粹炫耀自己如何披坚执锐了。如被佛教尊为龙树菩萨的佛教哲学家龙树，他有个弟子叫做提波。有一次，提波来到钵罗耶伽国的伽蓝，城中有个婆罗门“高论有闻，辩才无碍，循名责实，反质穷辞”。看来是个论辩高手。上述让人哭笑不得却又不能不甘拜下风的“弯弯绕”，就是他与提波论辩的结果。　
　　还有一位智者，他经常向国王讲授“一切都是幻觉”的观点。有一次，宫廷里惊了一头大象，乱跑一气，把这个智者吓得屁滚尿流，东躲西藏。事后国王嘲笑他说：“你是被幻觉吓跑的吗？”这位智者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回答：“国王，您看见我逃跑只是一种幻觉。”诡辩到如此地步，人们还能对他说什么呢？　
　　如上，东西方的“诡辩”都可谓是源远流长。了解了这些诡辩的源头，有助于我们认识并破斥现实生活中的诡辩。
第二章　思维的陷阱——要了解诡辩　　
●　赔钱赚吆喝——有意和无意的区别
　　了解了诡辩的定义和诡辩的历史源头，我们还需要了解诡辩与谬误的区别。　
　　已故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曾经说过一个传统相声“卖布头”：　
　　一个卖布头的小贩一边卖布一边吆喝。他称赞他卖的布头白：“气死头场雪，不让二场霜。”　称赞他卖的布头黑：“气死张飞，不让李逵，亚赛那唐朝的黑敬德。在东山送过炭，在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天煤厂卖过两天煤，它又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尽管这位卖布头的小贩起劲地吆喝，人们还是不买他的布头，于是他便一边吆喝，一边降价，两丈多的布头从三块六降到两块钱，于是有人表示愿意买他的布头了。但这时卖布头的小贩吆喝得昏了头，全然忘记了吆喝的本来目的是什么了，只见他一边吆喝一边砍价：“这阵儿你要买我还不卖它。怎么回子事？我赔本赚吆喝……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六！再去四毛你给一块二！在去两毛干脆一块钱！这不一块钱！去五毛，让五毛，你白拿去吧！”在口舌之快中，大过吆喝瘾的小贩“为艺术而献身”——赔得一干二净了。　
　　“赔钱赚吆喝”的卖布头小贩虽然傻得可爱，但他并无恶意，只为吆喝得畅快、过瘾。并且就算是赔了个精光，他也心无挂碍，因为他赔的本都是从他自己腰包中掏出来的。因此，卖布头的小贩只是在吆喝的过程中忘了吆喝的本来目的，把“吆喝是为卖布”与“为吆喝而吆喝”颠倒了。　
　　但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赔钱赚吆喝”就不是这样了。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如今的那许多冠冕堂皇的“交学费”、无法收拾的“政绩工程”等等，就不是带有艺术痴情的“赔钱赚吆喝”，而是别有用心的“赔人民的钱赚自己的吆喝”了。如报载豫西某镇领导人，几年前大肆举债筹建“政绩工程”，欠下“政绩债”1亿多元。若按该镇目前的还债能力，要想还清这笔“政绩债”，共需耗时100年。如此“信誓旦旦”的一届“政绩”，变成了几届、十几届政府的包袱。难怪人民对这种“赔人民的钱赚自己的吆喝”的虚假“政绩”、泡沫“政绩”，心寒齿冷，像两千多年前孔子无奈感慨“苛政猛于虎”一样，要愤慨这种变味的“政绩”猛于虎了。　
　　显然，这两种不同目的、不同结果的“赔钱赚吆喝”不是一回事。艺术痴情的“赔钱赚吆喝”充其量只是谬误，而毫不务实的，甚至是营造自己官场晋升阶梯的“赔钱赚吆喝”则就是诡辩了。　
　　实际上，谬误和诡辩都是指与真理相对或与客观事实不相一致的认识。但谬误是不自觉地违反思维规律或思维规则而产生的各种逻辑错误，而诡辩则是故意违反思维规律或思维规则而产生的各种逻辑错误。
●　怎么去救火——误解和曲解的区别
“救火！救火！”电话里传来了焦急的呼救声。　
　　“在哪里？”消防队的接线员问。　
　　“在我家！”　
　　“我是问着火的地点在哪里？”　
　　“在厨房！”　
　　“我是问我们怎么样去你家呢？”　
　　“你们不是有救火车吗？”　
　　“我是问我们怎么开到你家？”接线员显然有些生气。　
　　“难道你们没有司机？”报警的人火气更大。　
　　现实生活中，这种“你说城门楼，他说小草头”的沟通屡见不鲜。这种不得要领的沟通，涉及到沟通交际中的语言环境问题。　
　　人际之间的沟通交际，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以及交际双方共同具有的知识基础上，通过语言来完成的。在这种言语行为中，就有一个说话者如何表达与听话者如何理解的问题，也有一个交际成功的等级问题。说话者在“说什么”的时候，他的目的在于通过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听话者身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出现一定的效果。如何理解“说什么”，是衡量听话者理解能力的尺度。　
　　但是，语言的表达有时会产生一定的歧义，从而造成误解，这就需要通过语境来限制歧义，以消除误解了。具体的语境总是独一无二的，在特定的语境中，可以将一些含混的语言，变为意义确定的语言。在“如何救火”中，问者之“疑”如果没有一定的语境，则会产生歧义，但答者却偏偏忘记了此时的呼救语境，在时间最为急迫的时候，纠缠于问者之“疑”的歧义上，使应答不得要领。而问者也没有在答者如此“不开窍”的情况下，及时调整“问句”，从而也助长了这种“不得要领”。因此，从沟通交际成功具有等级性问题上看，由语言的表达歧义所造成的误解，是最糟糕的理解。　
　　有则古代笑话：某地方官拜见巡抚大人：　
　　巡抚：“你那里的百姓如何？”　
　　地方官：　“白杏有两棵，红杏倒不少。”　
　　巡抚：“不是问杏树，是问黎庶。”　
　　地方官：“梨树很多，只是结的果不大。”　
　　巡抚：“什么梨树杏树，我是问你的小民。”　
　　地方官：“下官小名叫狗子。”　
　　地方官如此傻呼呼地“听话听声”，巡抚如此文绉绉地不知调整“问句”，使得这场沟通交际的成功等级为零。　
　　有时误解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不解”，其成功交际的等级也为零。　
　　一位幼儿园的年轻老师在上算术课。她问一个同学：“佳佳，你现在手上有一个苹果，你姐姐又给了你一个苹果。现在你手上一共有几个苹果？”　
　　“可是我现在手上没有苹果呀？”佳佳很奇怪地问道。　
　　“我只是打比方。假如你现在手上有一个苹果——”　
　　“可是我手上真的没有苹果呀！”佳佳很委屈地说。　
　　“你听好了，我现在只是在打比方。”老师有些生气。她又继续说道：“你现在手上有一个苹果，你姐姐又给了你一个苹果……”　
　　“她根本不会给我苹果。她还想问我要苹果呢。”佳佳的语气很肯定地抢着回答。　
　“好吧。”无可奈何的老师又换了个说法：“你现在手上有一个苹果，你姐姐手上也有一个苹果。现在你俩手上一共有几个苹果？”　
　　“一个。”　
　　“那另一个苹果去哪了？”　
　　“我姐姐给吃掉了。她从来都是这样，上次她刚有一块蛋糕……”　
　　这位年轻的老师没等听完，早已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在这个故事中，由于听话者的理解无意背离了原意，只能说是糊涂的“胡搅蛮缠”。但是，这种误解只是谬误，还不是诡辩。如果听话者的理解故意背离了原意，就变成了恶意曲解，就是诡辩了：　
　　“工作的时候不准吸烟。”　
　　“所以我吸烟的时候不工作。”　
　　这个回答，将“工作的时候不准吸烟”曲解为“吸烟的时候可以不工作”，这就是在诡辩了。　
　　由于曲解是一种明显的故意，所以，听话者的曲解往往能招来说话者的讨厌和仇视。如“杨志卖刀”中泼皮牛二对“杀人不见血”这一“夸张”恶意曲解，非要杨志杀个人给他验证一下，其胡搅蛮缠，十足的无赖嘴脸，以至于杨志最后不得不杀了他，以验证自己的话“说得不错”。
●　我把你背出来——真诚与强辩的区别
　　有个人为抄近道，从麦田里穿行。结果被麦田的主人发现。在被吆喝指责之后，这个人赶快往出走。但麦田主人越发生气了：“你还没踩够？站着别动！等我过去把你背出来。”　＇13＇　
　　有时候，一些特定的沟通交际行为所表达的是特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其他人看来似乎很荒谬，但由于它所表达的价值判断不一样，因此，它不是诡辩，反而有许多可爱之处。如上述笑话中，麦田主人以“直耿”的表达方式，真诚地反映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他是在真诚地“说理”。　
　　但许多诡辩却是在非常“有理性”地强辩了。　
　　报载某位匈牙利商人与我国一家制鞋企业签定了订购8万双鞋的合同。等到货到开箱，这位匈牙利商人傻眼了：8万双鞋都是左脚。紧急追问，鞋厂老板解释说：“汉语的‘双’就是两个。”无奈的匈牙利商人只得再订购了8万双右脚鞋。诚然，“双”的确有“两个”的含义，但这个“双”是指与“单”相对的对称的“双”。作为量词，它则用于成对的东西。鞋厂老板只用“双”的“两个”含义，抹杀了“双”的“成对”含义，自以为得计地一下子又增加了8万双鞋的出口。　
　　报载某君一家报名参加了某旅行社的“华东五市游”。按行前签定的合同，所住宾馆为三星级饭店。等到实际住下时，才发现这个三星级饭店远离市区，一到晚上，一家老小只能闷头呆在这个“三星级饭店”里，计划中的夜逛闹市泡汤了。追问之下，旅行社的人员振振有辞地问道：“难道我们住错了吗？”　
　　还有的旅行社搞的“ⅹ日双飞游”，实际上是乘第一天的晚班夜航机去，乘最后一天的凌晨早班机回。实际上是将“ⅹ日双飞游”搞成了“ⅹ日减二双飞游”。若要对其讨个说法，旅行社的计算也并没有什么错误。　
　　这些“说理”似乎很“理性”，但明显是对理性判断的谬用，是在“有理性”地强辩着。这种强辩就是诡辩。　
　　这些诡辩的蔓延，无疑会使人际沟通变得困难，有时还会造成社会的诚信危机。如上述那位鞋厂老板自以为得计，但殊不知如此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