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03期-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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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大胆，又谨慎，既果敢，又平和，这是胡适给人的初步印象。他的文章对旧学颠覆很强，可你阅读的时候却不感到武断、霸气，隐隐地闪着热热的光，让人感受到一种亲和之力。胡君爱谈“改良”、“尝试”、“建设”、“求证”一类的话，这些比陈独秀的“革命”“血色”“不许”一类的言辞要和蔼得多，真真是彬彬君子。在对反对派的攻击、咒骂面前，他还能语气平静，并不把对方压下，而是靠学理的力量交锋。《新青年》五卷一号上，他致汪懋祖的信说：
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我若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也不来提倡了。但是人类的见解有个先后迟早的区别。我们深信这是“天经地义”了，旁人还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学，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所以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势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客人以讨论”。
他的这一精神，很快吸引了北大的师生，在红楼内外，获得了诸多钦佩的目光。“出辞荒谬狂悖绝伦”在那个时代是需要勇气的事，而洗耳倾听反对派的声音，则是难得的雅量。胡适于二者均有所得，激进与平稳兼备于身，所以他既可以和陈独秀、钱玄同为伍，又能与周氏兄弟保持友谊，我们说他是《新青年》的主将之一，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胡适眼里，陈独秀是个老革命党人，说话时不免有些武断。文学界改良最早提出时，陈氏还有点怀疑，待到看到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时，陈氏的态度大变，且为之一振。他认为改良还有点温吞，不妨以“革命”口号出之。于是新文学界运动便借助这个武断的老革命党人之力，在国内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后人每每言及五四新文化，讥其激进云云，岂不知那时的改革，倘不是激进主义做后盾，新文学还不知要推迟几年呢。像鲁迅的出山，就并不是自愿的。先有理论后有行动，这是专制国度下国民进化的途径。理论在那时的重要，确是超过写作实践的。
比之于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的知识背景，胡适的理论来源有点摩登的意味。他后来介绍的易卜生等思想，比周氏兄弟译介的武者小路实笃、爱罗先珂诸作品，都显得大气。他推崇的杜威思想，在当时红极一时，因为是杜威的弟子，又请其来中国讲演，便在那时造了很大的，势头。实用主义是杜威精神的本色，它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与科学实验诸活动密不可分。而《新青年》同人们是推崇科学的，以科学为依托的杜威的实用主义，能不跻于文坛而诱世？陈独秀、钱玄同那么看重他的学识，其实隐含着一种期待。大家知道，新文化运动如没有科学理念的强大支撑，终究是薄弱的。
初期的时候，周氏兄弟与胡适较为要好，连钱玄同、刘半农也走进了他的周围，成了谈天的友人。鲁迅碰到旧书的版本问题时，多次与之交谈，各自都欣赏对方的某些观点。鲁迅并不了解胡适推崇的杜威理论，胡适也未必深解鲁迅的那些精神意想。不过彼此均知道在中国该做些什么，相互间是有些暗示的。不同心而要协力，在他们是不言而喻的事。胡适倡导新诗，周氏兄弟便也写新诗，鲁迅说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胡适也颇为共鸣，说了些赞美的话。《新青年》杂志真是人才济济，天才者众。相互间的互补产生了巨大的威力，振动是长久的。”他们之后的一百年，中国文坛再未有过如此灿烂的群星，想到这里，不禁为后人而黯然神伤。历史是不能重复的。在人类的衍生史中，美丽有时就这么短暂。
关于胡适有许多传说，在今天已成为一些人的偶像了。不过我在佩服他的同时，也隐隐地觉出他的浅，理论几乎是西洋人的，并无多少真正自己的东西。无论是文本还是思想，和周氏兄弟比都有一些距离。他可以成为你的朋友，但似乎缺少鲁迅那种峻急和迅猛之力，以及灵魂的深广。我偶尔看到鲁迅后来挖苦他的文字，也在想，他们后来分手，固然有价值观上的不同，另外一个因素是，鲁迅在根本点上，就看不上他，那也是一个原因吧？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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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在鲁迅博物馆翻看着钱玄同留下的那批旧杂志，就怦然心跳。《新青年》：里的文章，情思漫漫，今人似乎也难有那些作者的气度了。读他们的文字，便想象着那个时代的人与事，觉得谜一样的话题是那样多，几乎每个话题后，都有动人的故事。他们每个人，人心都充盈着一团火。后世一些无知学人讥讽他们狂傲偏执，不懂建设，唯有破坏。其实认真读那里的文字，关于教育改革，关于文字改革，关于文学的现代化，不仅议论多多，方案与实践是时常可见的。那一代人并非一群虚无主义之徒，内心还多有一些改良的方略，且有着精神的寄托。而那寄托里，就有传统文化遗产的因子。比如鲁迅对汉画仪的青睐，钱玄同的喜写篆字，刘半农爱写散文，胡适的考据癖，这些与明清文人，不能说没有交叉。有的甚至是从传统的非正宗的流脉里过来。他们即便是破坏偶像，喊打倒孔家店，也是因了胸有法国、美国革命的参照，精神深处，有着路标的。刘半农关于文字学的思考，就参照了洋文语法，并不是书斋里的胡闹。钱玄同议论文字学，就有章太炎的某种风范，在迅猛里又添有沉稳，功底之深非别人可以比肩。钱氏的《论注音字母》、《新文学与今韵问题》，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我之文学改良观》、《复王敬轩书》等，都有着很深的学养。我们看钱、刘二君关于新文化的那出“双簧戏”，演得何其之妙。钱氏化名王敬轩大肆攻击新文学运动，而刘半农撰文力驳之，文章气韵生动，一时并世无两。鲁迅后来以赞佩的口吻回忆过那时的刘半农：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在《新青年》编辑中，刘半农的学识是较弱的，后来虽去了欧洲得了博士学位，但都不及胡适、周氏兄弟深厚，尽管这样，他的一些思想和学问，在今天看来，依然很有特色，并非一无是处。他对文学与文字，音韵与语法，四声实验等，研究很深，心得特别。所以他谈新文学界的建设，非空中楼阁，而是有着较深的根基。读其文章，是立着的，非躺在地上的时文。比如《复王敬轩书》，谈及翻译问题，就颇有见地，与鲁迅、周作人的观点很近：
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即如我国古代译学史上最有名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后秦鸠摩罗什大师的《金刚经》，一部是唐玄奘大师的《心经》。这两人，本身生在古代，若要在译文中用些晋唐文笔，眼前风光，俯拾即是，岂不比林先生仿造二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折、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义达出，既没有自己增损原义一字，也始终没有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打到《经》里去；所以直到现在，凡读这两部《经》的，心目中总觉这种文章是西域来的文章，决不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的晋文，也决不是“龙嘘气成云”的唐文。此种输入外国文学使中国文学界中别辟一个新境界的能力，岂一般“没世穷年，不免为陋儒”的人所能梦见！
文章写得洋洋洒洒，又夹带深厚的见识，大几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激进青年，都能从文中得过启发吧！钱玄同认为，刘半农“决不是纯任情感的人，他有很细致的科学头脑”。
这一句话可说是对《新青年》同人的概括。因为相信科学的伟力，于是对一切非科学的存在，大加鞭笞，而梦想的，却是一个新的世界。说那一群人只懂破坏，而不谙建设，是不得要领的。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那时的文章，观点互相影响，好像出自一人之手。那定然是彼此切磋的缘故。胡适有一篇《易卜生主义》，语气和鲁迅的那篇《论睁了眼看》十分相近，或说鲁迅从胡适的思想受到启发，也有可能的。刘半农自己就承认，从陈独秀、胡适的关于文学界革命的文章中，受到鼓舞，他的许多思路，不过是沿着主将观点延伸而已。在面临同一个文化难题的时候，思想者的精神有时会出现惊人的一致。气质或许不同，知识背景可能有别，而目标却大致不差，都向着顽固的遗存挺进，搬走那座精神的山头。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时代，一群读书人，无情地向着自己的祖坟刨去。他们冒着辱骂，受难的危险，开始了前无古人的征程。中国的现代文明，就是踏着道道荆棘而悲壮地拉开了它的序幕。然而这一台大戏，至今尚未演完。每每思之，不禁为之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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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青年》内部，一开始就蕴含着差异的。陈独秀的排他主义，胡适就觉得不妥，以为不太公正。而钱玄同的急躁，后来也受到同人的批评。鲁迅在胡适身上，大概看到了一点表演的成分，在他们关系尚好的时候，还在小说中奚落几句，开开玩笑。分歧固然在，但那时的目标因为是与旧的营垒作对，彼此并不深议，不过深藏心里而已。高兴的时候，直面而谈，争论得面赤耳红，也是有的。所以翻检那时的旧文，看彼此间的信札手迹，倒让人生出羡慕。坦诚与激烈，博大与幽远，都可以感到。那是后来的学人自叹弗如的。
钱玄同在那个圈子里，一直是个活跃人物。他口无遮拦，信马由缰。文章一泻千里，酣畅雄放。他因了章太炎的影响，走的是偏执之路，凡事要纯粹处理，尤对学术不会温吞之态。他在《新青年》发表的许多观点，在那时被视为怪论，林琴南后来就撰文，对其大加贬损。钱氏的文章，篇篇有着火药之味，他写的《随感录》，对遗老遗少就不客气，大有吞灭之势。而言及学术，对旧式文人是蔑视的。陈独秀撰文虽有狂态，但并无蛮气。钱氏则不然，狂妄之语的背后，野性的东西多了，总觉得有些孟浪。比如谈及文字问题时，不仅改革，且废汉字，以拉丁化的方案代替象形字，真真是刨了自己的祖坟。他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说：
所以我要爽爽快快说几句话：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子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这样一种态度，在学理上有些过分，比陈独秀还要偏颇。读他的系列文章，印象是意气的地方多，缺乏严密的逻辑。他和陈独秀一样，许多理论没有操作性。倒是胡适的尝试的态度，周氏兄弟创作中的摸索，让人感到切实。那是大地上的耕耘，非空中的楼阁。许多年过去，《新青年》的同人们的著述，唯胡适、周氏兄弟的一直畅销，那也说明了尝试比空谈更为重要。
鲁迅曾讥讽钱玄同是个好发空论的人物。不是没有道理。但他的空论，有时笑态可掬，也让人觉出其中的可爱。周作人就喜听钱氏的妙语，以为大有可借鉴的地方，并非一文不值。而在胡适看来，钱氏的失误是过急，缺少分寸，过犹不及，就是这个道理。有一次，胡适致钱氏的信中，说得语重心长：
中国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