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尘-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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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彩撑着脸皮又去找李子良了，这次，李子良态度虽也算和蔼，可也非常认真地说：“黄彩啊，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啊。近来对你的反映很大哩。说去说来还是个擦亮眼睛站稳立场的问题。上次为你幺舅的事，我找了几个人写了证明，好在他以前直接做的坏事不多，也确认他给地下党报过信。本来应该对他多看管一个时期，多搞清一些问题。但是因为你来找过我，我就专门把他的事情提前办了。放他出来，处理成‘就地监督管制’。为这件事，我在党内虽然作了说明，可也受到不少批评。这次你又来说放这些人，我实在是帮不了喽。同时，作为一个老朋友，一个老同志，我还是要提醒你啊。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严肃的阶级立场问题，绝对不是江湖义气那些东西。黄彩啊，你一定要站稳立场，明白事理。我今天批评你，也是为你好啊。”
黄彩被说得脸上发烫，可还是瞪圆了眼睛有些气愤地说：“我今天来说的人不是一般的朋友，都是帮助过你们的人。要你帮忙的人，我都是再三掂量过的。我就不懂你说的什么‘立场’。当年那些人如果也来说‘立场’，你们好多人都活不到今天。你们现在不讲情面了，就说是什么‘立场’了。你们一来就关了那么多人，我早就明白你们是最不讲义气的！”
李子良顿时瞠目结舌，真不明白这黄彩说话竟然如此蛮横。可他又觉得自己懂得黄彩，了解黄彩，更觉得自己实在是欠了她什么。他看着黄彩什么话也没说，心里想，自己应该多和她接触，应该让她慢慢提高阶级觉悟，才能明白现实斗争的道理。然而黄彩却怎么也想不通，回到家里更加不是滋味，不由得伤伤心心地大哭了一场。她又想
起了徐匡，她认定只有徐匡才明白当年那些事情，只有徐匡才讲义气，只有徐匡才懂自己的心。她想，要是徐匡能活到今天，不但教堂不会撤，自己的那些朋友肯定也不会被抓。她越想越难过，又从箱子底下找出徐匡给她留下的剑鞘，一个人默默地说：“我黄彩至今孤身一人，叫我没脸面对那些帮过我们的朋友。我那时候就该跟你走，跟你走了，就不至于现在弄得我里外都不是人。”
从此以后，对所有来找她的人，黄彩虽然也请他们坐坐，却也只能用县里发给自己的补贴买来的一些东西分给他们。虽然不多，可也算是表表自己的心意。面对有些实在不能拒绝的人，她还给人家出过主意，叫他们换个地方到其他亲戚朋友那里去，她以为像解放前那样，避开一段时期的风头再回来就可以万事大吉。
哪想到这里面有的人因为逃跑被抓了以后，马上就“坦白从宽”，一口招供说是黄彩出的主意。其中竟也有人主动去立功受奖，说是黄彩叫他们跑，而他们就不跑，他们相信人民政府，相信共产党的政策。于是，这好讲义气的黄彩就成了大问题。黄彩为这些事被传讯过两次，当然就有了与人民为敌的嫌疑。政协委员被取消了，李子良也受到了连累，降职到下面的澄江区里去。
过了半月，相距百里的澄江区来函要调黄彩。黄彩到了区里，李子良是那里的区长，区里又把她弄到一叶孤岛上去当了“妓女收容所”的副所长。这是因为李子良专门写了推荐黄彩的报告，希望上级考虑她曾经为革命作过贡献的事情。他还在报告中说，这是对黄彩最好的安排，一是能远远离开那片说不清道不明的是非之地，二是能让她在管教工作中接受党的教育，逐步提高阶级觉悟。
李子良可说是用心良苦，然而黄彩却依然是糊里糊涂。她只是觉得自己连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了，总得有些事情做才行。
在那孤岛上的“妓女收容所”，管理着县里二百来号过去的妓女。四排临时修建的竹篱笆土墙瓦房，每排十二间，中间住的是收容来的妓女，两头住所长和指导员、医生、教育员和管理员。这里有一个纸盒厂和一个很大的缝纫车间，准备安排那些过去的妓女们在这里劳动，好
让她们出去以后能以学到的手艺自食其力。这里共有十五个干部，全是女性，每个人都穿着上面配给的灰布制服。收容所没有大门，可也立了两根象征性的柱子。旁边有一个公告栏，公告栏上贴了一张政府“布告”，其中写道：……凡是乞丐（包括娼妓）都予以收容，分别加以教育、改造、转向生产。凡乞丐同胞（包括娼妓），应该深体政府善意，自动接受收容。云云。
这是一片四面临水的荒野孤岛，没有高墙围栏更没有岗楼铁丝网，只有草滩、灌木、卵石和丛林。渡船就停靠在孤岛两侧对面的河岸上，岸上还驻有解放军的一个班。然而妓女们大多不会游泳，即使会游也犯不着逃跑，这里有吃有住，还能治病学手艺，这样的日子比过去强，谁都愿意呆在这里。 “妓女收容所”的领导是军管会派来的指导员兼所长的刘芳。刘芳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脸长得圆圆的，眼睛大而明亮，不说话的时候像个娃娃，说起话来不仅老成还显得特别有主见。听说她父亲是解放军的师长，调来之前是部队卫生所的小组长。黄彩不知道自己这副所长
该干什么，而刘芳也不安排她做什么工作。在刘芳第一次给所有收容所干部讲话的时候说： “我们是清除旧社会残渣余孽臭鱼腐虾的排头兵。领导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希望大家能够团结协作，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百倍的警惕来干好我们的工作。我是第一次担任指
导员，一定要把大家锻炼成为一支钢铁的队伍……”刘芳滔滔不绝，几乎讲了整个上午。
刘芳讲完话，要黄彩也上来讲几句，可黄彩却摇摇头说：“我不会说这些话，你说了就行了。李子良说，要我好好地向你学习。”
刘芳干工作充满激情，她不仅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她每天早上叫人像军队一样吹号起床，接着是领着大家出操。上午劳动，下午是给妓女们讲思想改造和理论学习，晚上是干部们自己开会。刘芳每天都要念很多文件，并要求大家根据文件的精神反复学习。接下来还要求每个干部都要结合实际检查自己的思想言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所有的干部积极性都非常高，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工作、学习和积极发言。可黄彩是从来没见过如此环境的，更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她只是耐着性子，有时品味一下哪些是废话，哪些听起来还说得有些道理。
刘芳虽是一张娃娃脸，却时时板着面孔显得非常严肃，在劳动的时候她经常是累得气喘吁吁，在开会讲话的时候，她总是讲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能声严厉色地从下午讲到晚上也不歇息。十天下来，在整个小岛上，她钢铁般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对于所里的干部来说，刘芳是大家的楷模；对于过去的妓女们来说，弄得大家服服帖帖，更胆战心惊人人自危。
如此部队似的严格生活，一向自由自在大大咧咧的黄彩自然是没法适应，可她也以最大的努力坚持着。过了几天，她甚至跟自己斗起狠来，每天最早起床，不仅整理好自己的寝室，把出操的院坝也去打扫干净。可却很少有人听见她说话，也从来不在晚上的例行会议上发言。在一次会议过后，刘芳说：“大家都可以走了，请黄彩留下来。”黄彩刚坐下来，刘芳就说：“黄彩，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你为什么总是不吭声，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黄彩看了看她，什么话也没说，只是自顾自地笑笑。这大大咧咧的模样顿时就让刘芳觉得不舒服，不仅是看不起自己，好像还有些回避思想改造的意思。然而，黄彩也实在不明白什么是思想改造，在和人打交道的时候，好像也只知道自己那一套哥们的义气。黄彩平时很少说话，每当开会的时候，刘芳即使点名请黄副所长讲话，黄彩要么不说，要么也只是笑笑说：“让大家说，让大家说。”
黄彩越来越觉得刘芳经常用异样的眼光盯着她，每天晨跑的时候她都跑在黄彩的前面。在除杂草、做清洁的时候，刘芳也总是喜欢在黄彩的旁边，她总是把裤脚、袖子卷得很高，还时时观察黄彩是不是卖力气。而黄彩觉得自己已经很认真了，可还是感到有一种逼视和轻蔑的神情。
刘芳做事倒非常很认真，可就喜欢挑人家的毛病，谁在劳动的时候偷了懒，谁的被子没有叠得像豆腐块，帽子没有戴正，衣服裤子没穿好，以至吃饭出声、睡觉打呼噜，几乎所有事情都会成为她批评的对象。谁要是有些辩驳，刘芳也不吭声，她会拿出笔记本，把某日、某时、某人说的什么话，以及事情的缘由记得清清楚楚。然而，好多天来，刘芳在会议上却从不提黄彩，她只曾在一次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说：“我再重复一遍，对于一些在旧社会的染缸里染得太深的人，我们应该给她一些自我改造的时间，对于那些从不作自我批评的人，革命阵容是不能容忍的。”
不到半月，刘芳每天的讲话越来越多，其他人讲话就越来越少，只见她经常皱着眉头观察所有的人。特别对那些妓女，谁唱歌的时候嘻嘻哈哈，她会毫不留情地点名批评；谁听课的时候不认真，动辄就叫人立正；谁要是申辩，那就更是严厉，轻者罚站、再者不许吃饭，重者就关禁闭；管理人员给学员说话的时候谁要是带笑，那就是工作态度不严肃，不正经。黄彩显然不喜欢这样的做派，可也装着没看见。一天，刘芳突然把大家集合起来，要检查所有干部的房间。此时黄彩的屋子里刚有一些衣物没洗，几个人进来的时候，自己虽有些尴尬，也只能自己笑笑。而刘芳这时候却说：“表面的肮脏不足为惧，最可怕的是骨子里的！”
黄彩知道刘芳是话里有话，明显是进攻性的含沙射影，可她还是笑笑没马上去整理。甚至到晚上开会的时候刘芳提醒了两次，依然没做自我批评。
不到一个月，刘芳就显得不耐烦了，她不仅在开会的时候开始点黄彩的名，还几乎是声严色厉地挑剔她所有的毛病。在一次开大会的时候，只见她翻开笔记本，一板一眼地说：“我们现在肩负着革命教育者的历史使命，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充满了各种恶习、愚昧无知、散发着恶臭的女人，甚至在我们干部里也有这样的人。同志们呐，我们应该严肃地对待思想改造，如果谁不严肃，就应该受到批评。我要警告那些人，受到批评过后还知错不改，无产阶级的铁拳是无情的。”
黄彩没感觉这话有什么可怕，她只是觉得这刘芳少年得志盛气凌人。可旁边的干部却没有一个人说话，甚至被吓得连头也不敢抬。黄彩顿时觉得，这里没有她的朋友，她觉得这些人是怎么了？一个个怎么都是些木脑壳？见到刘芳就只是唯唯诺诺。然而过了几天，终于有一个副所长开始大胆说话了。她说：“上面发下来的文件说，‘过去的人贩子在四乡以贱价购买贫苦农民的幼女，稍大一点就强迫她们接客。还有种种不堪的虐
待，这样的事在我们妇女同胞的身上不能继续存在。’你们看看，我们政府的布告里还称她们是同胞，那些妓女已经是很可怜的女人了，我们不能看不起她们，应该尽可能给她们一些关心和同情……”
这话还没说完，刘芳站起来就拍了一下桌子叫她停止发言，会议也突然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刘芳又坐下说：“我不是不容许别人说话，可你应该想想，你这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
我们给她们饭吃，给她们穿衣，教她们学手艺，改造她们的思想，怎么叫没有关心她们？”这副所长也感到实在有些憋不住了，她也站起来说：“你怎么这样说，怎么就这么不讲道理，这是民主生活会，怎么就不听听各方面的建议。这收容所是我们党教育，改造她们成为新人的地方。她们是我们的妇女同胞，过去也是不幸的受苦人，关心、爱护和同情的话都不能讲，这怎么能体现党的政策？”
刘芳自然不示弱，乜斜着眼睛瞄了瞄这人，又继续站起来拍着桌子说：“你知不知道，这是阶级立场问题，不是那些资产阶级的同情、博爱的东西。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只有通过严酷的斗争才能让她们走向新生。我知道，你在参加学生运动的时候就被国民党抓过，我看是不是反动派的染缸把你染出了问题。”
黄彩觉得这话有些刺耳，这“学生运动”几个字仿佛是突然拨动了她的神经末梢，感到心里发沉。看她们各不相让，竟然也慢悠悠地插话说：“谁都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