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旅千秋 作者:郑骁锋-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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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不少学者，如周谷城，也看了出来，康虽为维新运动的发起人，然其学问根底却在旧籍；在维新期间诸疏中，也看不出他对西洋学术有何深切了解之处。　　　
　　还有人干脆对康有为的中学也产生了怀疑。说他的力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不过是剽窃了学人廖平的文章。但不管是不是抄的，这两部书掀起了轩然大波：他居然用些荒诞不经的考证，断言千百年来被奉为圣典的四书五经竟是刘歆为助王莽篡位而造的伪经；甚至胆敢称孔圣人一辈子都在“托古改制”，所谓尧舜文王周公，都是圣人为了寄托“改制”制造出来的，真正是荒谬绝伦！用梁启超的话形容这几部书是“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一点也不为过。尽管也达到了打击封建传统，动摇教条根本，解放思想，为维新开路的作用，但被这“邪说”吓跑的人可能更多。　
　　
　　人们暗暗在心里犯愁：这样的康有为担得起变法维新的大任吗？　　　
　　荣禄就是对康有为极其厌恶的一位，曾说过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不可”，作为慈禧的心腹，他的看法也应该代表着太后的观点。然而慈禧为什么还放手让光绪康有为去干上一番呢？　
　　
　　说慈禧坚决反对维新也许不确切，毕竟被洋人随意欺负、动不动割地赔款，作为天朝之主，这份窝囊滋味也不好受；她若不支持，洋务运动便搞不起来；庚子后看清大势所趋，在她主持下也进行了不少并不亚于戊戌年的改革。她曾说过：“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　
　　
　　然而慈禧最怕的并不是洋人，也不是维新——只要维新的程度在她所能容忍的度内，而是大权旁落。尤其是光绪长大后，这种危险一日日增加。按大清国法家规，她早该在皇上大婚之日便归政于光绪，颐养天年去。但操了几十年王朝大权的慈禧如何能忍得了冷清寂寞的生活？她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证明光绪离开她还是寸步难行，这天下还必须得由她老人家来掌舵。既然光绪自己跳了出来，那就让他在天下人前好好表现一番吧——这个连打雷闪电都怕的小子有几斤几两，慈禧还能不知道？所以她一点也不在乎康有为有没有能力，甚至还可能希望他本事不济些，也好让天下人看看，天天叫嚷的维新不过是场行不通的闹剧。也许她还有一层算计：正好趁此机会把满朝文武重新过过秤，看看哪些人糊涂油迷了心，竟敢怀疑她老人家的权威。　　　　　
　　但到底是多年在险恶的政坛上厮杀过来的，她也不能不做防备。首先把翁同龢给撤了，都是这老家伙在背后撺掇光绪夺权，真是该死！最重要的，当然是军权，于是便有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后第四天的那番布置。　
　　
　　好了，任这些崽子们闹腾去吧，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慈禧想起了天下人对她的尊称——老佛爷，她微微一笑，孙猴子本事再大，怎么能翻出佛爷的手掌心呢？　　　
　　于是说了一些体面话后，如“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但留祖宗神位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苟可致富强者，儿可自为之，吾不内制也”之类，直到七月间，太后没有多大动作，只是于颐和园静观形势。对此其间所有上谕，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意见。有人来跟前哭诉，请求太后制止皇上荒唐的做法，她也只是笑道：“汝管此闲事何为？岂我之见识不如汝乎？”　
　　
　　后来荣禄的一番话佐证了太后的这番心机：“欲废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倒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擒之。”所以，“俟其闹至剪辫子时，必有办法，此时何急哉？”　
　　
　　光绪、康有为等却是踌躇满志，一心要把大清江山好好整治一番。他们似乎把维新看得很简单，尤其是康有为，原本就很心急：“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大变”，现在得到了皇上全力支持，认为维新应该指日可待。他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说，只要“皇上乾纲独揽”，考察日本明治“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矣”。他甚至拍着胸脯放言，只要中国效仿日本维新，定能“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光绪大受鼓舞，更是放胆干去，从四月二十三到八月初六，三个来月，光绪便下发了一百八十多条诏令。　　　
　　风波过后，梁启超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是抑制不住地激动：“三月之间，所行新政，虽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记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他认为维新在民间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据他记载当时民情是如此的令人振奋：“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戊戌政变记》）。”　
　　
　　于是看起来，戊戌维新仅几个月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效果。当时上海英文《字林西报》报道：“激进的改革举世为之震惊，第一他们终止了对外国人的传统憎恶和闭关自守的政策，鼓吹与列强友善与结盟的政策，倡导全国开放；第二他们改革了那个愚蠢傲慢、自称世界第一的教育制度；第三不复以中国文明与制度为自满，维新派在各个部门都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比起这个青年中国来，就连日本的明治维新也瞠乎其后。”　
　　
　　但光绪和康有为等人自己知道，维新，只是一个花架子，外面看来漂亮，其实内里苦得很。　　　
　　一百八十多条诏令，捆在一起扔到水里也能听声响，可光绪从九重天上发了下去，竟然大部分都是泥牛入海，无声无息就不知哪里去了。　　　
　　维新期间，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算是能执行一些政令外，其他各省督抚大都是推诿敷衍，甚至根本不予理睬。连最开明的张之洞也不过对经太后批示的上谕起劲筹划，其余的则视若无睹。最可恶的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对所有“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光绪火起，电旨催问，刘倒是回了：“部文未到”，装糊涂气你个半死；谭干脆来个照样不理：“置若罔闻”。　
　　
　　刘坤一在六月间对此曾说过这样的话：“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所然，不暇究其所以然；朝廷行政用人，更非封疆外吏所敢越俎。”所以他“可办办之，否则静候参处”。　
　　
　　静候？他候的是什么？　　　
　　几千年的官做下来，到大清已经是一门极其高深的学问；能爬到督抚，谁也不是省油的灯，早已经在官场倾轧中炼出了火眼金睛。嘴里称老迈装颟顸，肚里却是雪亮，一眼便看穿了太后的用意。太后的手段谁都见得不少，连想起来都心惊肉跳。得罪皇上，天不一定塌得下来，而太后，却是万万不能违拗半分的。　　　　
　　都说有后党帝党之分，其实这两党岂能相提并论？太后的人牢牢占据要津，军政大权丝毫不漏；皇上身边，不过是些纸老虎，小喽啰罢了。后来梁启超倒也看明白了皇帝一伙其实不济事，远远不是太后对手，说“西后与荣禄等既布此天罗地网，视皇上已同釜底游魂，任其跳跃，料其不能逃脱”。那干大员都是磕了几十年的头挣扎上来的，熬到今天不容易，犯得着陪着跳进这油锅吗？　
　　
　　其实除了太后的因素，也撇开守旧官员视维新派“自由、平等、民权”的主张为洪水猛兽的政见之争，这些大员心底里原本也瞧不起那伙维新党。看康有为反正多是不顺眼的，何况不过是个领六品衔的小小工部主事，无权无位，把他当个人物不过是给皇上点面子罢了。那些个新贵更是可笑，头毛未干便想骑到老夫头上来指手画脚？尤其是谭嗣同林旭那伙人，大多三十来岁，不在家好生读书，搞什么变法？算上光绪，不过是群大孩子，能变出什么名堂？　
　　
　　再说康有为他们一股脑儿只管发令，也不顾及是否可行；名头是好听，但不分具体条理步骤，就是想给他做些事，也不知从何下手啊。　　　
　　局内人对这些诏令不屑一顾，但在不少人看来却是威力巨大，可怕得很。　　　
　　改革必定要损害一些人的利益。梁启超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举京师谣言纷纭不可听闻，皆谓康有为欲废京师六部九卿衙门。彼盈廷数千醉生梦死之人，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实康有为已经做了退让，不过说要增设新衙门，还没提到要裁尽旧衙门。但冗官是必须裁一些的，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写道：“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加之八股顿废，也使得天下众多一生只会此业的酸腐学子对康有为恨之入骨，怨气迅速在四处堆积。　
　　
　　如果说裁汰冗员和废除八股是顺应历史潮流、必须改革的话，康有为的一些做法却是太过冒进了。国会、宪法、制度院之类根本大事都未曾落实，一些形式化的改革理应放慢一步，而他却不分轻重一笼统全抛了出来：如服式、发式、纪元相对不是急务，他偏郑重上书，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即以今年改元为维新元年”，甚至鼓动皇帝把国号改为“中华”。光绪虽未敢采纳这些敏感的建议，朝野间却早已流言广布。　
　　
　　因此在所谓的守旧派看来，这次维新却是搞得轰轰烈烈的，搞得举国上下一片惊慌。于是，明里暗里，大大小小的矛头对准了风口浪尖上的维新党人；受了惊吓的守旧派，施展出浑身解数，对抗着、消磨着新政的影响。　
　　
　　维新、维新，如此不能不成了纸上维新！　　　
　　或者与其说这是一场实际政务的革新，不如说只是一次思想的启蒙和解放。不管当事人愿不愿承认，后者才是这场维新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康有为还是乐此不疲，天天写到深夜。数月间手撰奏折63份，几乎每日一封。如此无效的举动连他弟弟康广仁都不耐烦了，一次次劝：“办此琐事无谓，上既无权，必不能举行新政——不如归去！”　
　　
　　泥人也有土性子，何况一国之君？终于，光绪忍无可忍了。　　　
　　六月底，礼部主事王照应诏言事，堂官拒递；光绪大怒，七月十九日，将怀塔布等礼部六位堂官“即行革职”，同时又称赞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第二天又赏维新派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四品卿衔；两天后干脆将李鸿章也逐出了总理衙门。在这之前的七月十四日，他已经颁旨，宣布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同时裁去各省冗员，包括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　
　　
　　皇上居然敢大刀阔斧玩真的，守旧官员一下慌了神。于是怀塔布、立山等率内务府数十人在太监李莲英安排下入官觐见太后，恳祈太后临朝训政。看着跪在脚下失声痛哭，极力攻击光绪的一地大臣，慈禧皱了皱眉头，她有她的底线：只要不大规模撤换自己的人，不打破她苦心经营多年的权力平衡，任你闹翻天——对她来说，什么维新维旧都差不多，还不是都为了抓权夺位吗？现在，她觉得游戏该收场了。　　　　　
　　困境中的康有为他们也似乎找到了祸根：慈禧。搞倒慈禧，方能万事大吉！于是所谓的帝党，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部署。　　　
　　矛盾顿时激化，局势如离弦之箭，不可回头；又如山颠坠石，非到底不止。　　　
　　对付慈禧，最有效的可能就是洋人。七月底康有为建议光绪仿先朝开懋勤殿故事，选举英才，延请东西洋政治家指导变法讲求治理。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去颐和园向慈禧请示，“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慈禧立时看破了其中的利害，这小子借维新党不算，还想利用洋人来夺权？慈禧天不怕地不怕，就是在洋人面前束手无策；洋人介入，她将失去对光绪、对大局的控制；而据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游历，此日已然抵京。慈禧脸上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