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极品闲人-第7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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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正在中东地区势如破竹、直逼埃及的旭烈兀，也率领大军东归。所向无敌的蒙古军队终于未能踏入非洲大陆。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爆发激烈内战，南宋暂时解除了亡国危机，激烈的内战令蒙古帝国分裂为众多小汗国。那种横扫世界的大兵团作战从此成为绝唱，上帝之鞭彻底消除，欧洲基本解除了蒙古的威胁。
经过20多年内战，忽必烈牢牢地控制了蒙古政权后，才重新发起了对宋战争。钓鱼城再度成为梗在蒙古军队喉咙中的硬骨头。当陆秀夫背着年幼的大宋皇帝在山蹈海身亡后，钓鱼城上的“宋”字大旗依然高高飘扬了3年之久，真正“独钓中原”。
1279年，大旱之年，钓鱼城出现粮荒，同时，重庆失守，犄角顿失，钓鱼城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城。在鏖战200场、历经36年后，守将王立决定投降，这是一次附带着苛刻条件的体面投降：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县志。
忽必烈居然同意了，并且信守了承诺，而将蒙哥屠城的遗嘱抛诸脑后。蒙古军队以和平的方式，扫平了最后一丝抵抗。
崖山之后无中国，如果要从民族的亮剑精神和阳刚来说，崖山之前其实早就无中国了。文天祥与钓鱼城，实在是另类中的另类、异数中的异数，无怪乎连蒙哥都感觉惊奇，激起了好胜之心。
得知钓鱼城陷落的消息，正在大都监狱中的文天祥，集杜甫诗句哀悼宁死不降的张珏、王安节：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
不久之后，文天祥也慷慨就义，他在监狱中撰写的《正气歌》开始在全中国传播，并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
再去通观整个明朝的历史，可以发现它在许多方面继承，甚至是发展了两宋的文化制度。程朱理学在明代得到了充足地发展，皇帝不关心边防的战事，而更注重臣下的效忠和皇权的巩固。将军们作战时毫无主动性可言，居然要受到皇帝委派的太监来监军制约。
整个明代外战已不复当年汉唐时期的辉煌，尽管有对沿海倭寇和支援朝鲜的胜利，但也仅比赵宋王朝强一点。
为什么会如此呢？
盖因明朝皇帝不愿百姓有尚武之风，他们会拿汉唐两代来引以为戒，尚武之风浓烈的汉唐不也造就了汉末的“黄巾匪乱”、豪强割据和唐末的黄巢起义、“藩镇割据”吗？
在皇帝们看来，攘外必先安内，防民尤甚于防夷，内患永远是大于外患的。
再看看熊庭弼、袁崇焕这些屈死的统兵大员们，正直的军人怎能不寒心呢？卢象升这样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报效国家的忠臣与其说是战死沙场，到莫如说是死于皇帝的猜忌和小人的谗言之手。
整个大明帝国有这样阴暗的政治氛围，怎能让军人安心报国呢？
民风也已不似当年彪悍，想当年，战国时期李牧兵破匈奴数十万；秦朝，蒙恬军夺河套于匈奴，北驱匈奴上千里；汉代，李陵区区步军五千却迫使单于穷举国之力来抗；唐代，李靖孤军三千深入敌后大破突厥。
到了明代这些已成为了遥远的回忆，每遇满洲骑兵，虽数倍于敌依然难免一败再败。明朝的将军们见了文官们与宋朝时颇为相似，似乎总是矮了半截。
在社会高压的政策下，百姓们也已被改造成了顺民，国民大都被程朱理学改造得没有什么棱角了，哪里还谈什么尚武之风。
结果趁着中原内乱，满清捡了个大便宜，顺势入关得了大明的江山。出于防汉恐汉心理，清朝大兴“文字狱”迫害汉族的反抗精神，一步步地有系统有计划地磨去汉族的最后一点尚武精神。
同时，满清强令汉人留辫子，在风俗习惯上改变汉族，模糊汉族的自我意识，这种精神上的侮辱深深地挫伤了汉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从此以后，汉人被满洲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大加改造了一番。满洲人比蒙古人更“文明”一些，他们知道单靠肉体上的杀戮无法持久地入主中原，只有在文化上培养奴才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
因此，注重文化侵略麻痹汉族精神的清王朝其统治也就比蒙元更长久，正因为时间更长，其精神上的毒害也就更深。
满清也精通“以汉制汉”之道，注重发扬儒家理学这一脉来培养忠于朝廷的走狗。他们惟恐汉人因爱习武而强大，极其注意扼杀汉族的尚武精神，他们只要汉族人像理学中所标榜的楷模那样做满清的奴才，而满洲人自己却时时不忘狩猎、射箭、勤习武艺。
看看康熙、乾隆等满清皇帝都以身作则，表率部下，希望满洲人时刻不忘祖宗根本，准备随时镇压汉族人的反抗。
总之，自宋代以来，由于汉族皇权集团忌惮尚武国风的强大有可能危及自身统治，因此刻意加以限制。这时期理学的诞生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它完全是以维护君权，加强思想禁锢为主。它保存了所谓“天理”，却真正地灭绝了“人性”。使得“中庸之道”大盛于世，炎黄子孙已没有了棱角和血性，因此也就更谈不上什么“尚武精神”了，因为它不是统治者乐见的。
随着蒙元和满清的相继入主中原，出于不难理解的原因，防汉思想必然是异族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因此他们或是强调从肉体上施刑来恐吓汉族的反抗或是从文化思想上大兴“文字狱”迫害欺骗读书人，让汉人在他们划定的圈子内做顺民，以此达到他们江山的稳固。
所以，自宋太祖以来的这一千多年来，华夏民风已被自己或被异族改造得乱七八糟，已经不再是先秦、汉唐时代的国人了。开始在外来异族的侵略面前不自信了，西晋后虽有“五胡乱华”，但那时炎黄子孙还是自信的，还是有尚武底蕴的，至少还有冉闵的杀胡令。
可是宋以后，汉奸与“汉奸文化”书写进了华夏文明的历史，小小的异族竟然让亿万的炎黄子孙多次受辱，华夏的尚武国风之衰由此可见一斑。
有谁知道汉族之称就是来源于匈奴对我们的赞叹，匈奴骑兵曾经横行西域，也曾骚扰过中原，余部也曾扫荡欧洲。但是匈奴人却始终无法企及中原的富饶，被两汉逐杀于大漠之间，每当忆起汉人，其必赞曰：“壮哉，汉家男儿！”
汉人之称自此随着匈奴坐骑踏遍西域大漠甚至欧洲，许多西域国家也如此称呼华夏，自此“汉族”与华夏有缘。当然，这是建立在军刀下的威严，是敌人对华夏民族由衷的敬畏。那句铿锵有力的话依然回梁缭绕：“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当中庸文明和尚武文明相遇时，吃亏的总是前者。也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很少有人会认为蒙古人和满人文化比汉人文化优秀，但却是蒙古人和满人征服了汉人。清代康熙，乾隆都对汉文化极推崇，但在一件事上却甚为坚持，那就是不让满人士兵汉化，因为他们相信满人士兵的汉化会使他们丧失尚武精神。中国版图大扩张的两个朝代，元朝和清朝都不是汉人的朝代。
当下的大唐承袭隋风，隋朝可以说是华夏历史的颠峰时代，那时华夏可以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没茬找茬的随意的打他。即使是被后世一些人诋毁的三征高句丽，最后的结果也是高句丽王高元大为恐惧，谴使请降。
史书记载：大业十年又率师渡海，至卑奢城，高丽举国来战，护儿大破之，斩首千万级，将取平壤，高元震惧，遣使诣辽东城下，上表请降，帝许之，遣人持节诏护儿旋师。
即使隋朝在灭亡前，周遍各国也是尊服大隋王朝给隋朝朝贡的。《隋书》、《北史》都记载道：“大业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
那时华夏的武力强盛，边塞诗歌也大气辉煌，那时代的军歌精神是博大、雄浑、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充满自信。
诸如贺若弼的《遗源雄诗》：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
隋炀帝杨广虽然臭名远扬，但是却被突厥人尊为“圣人可汗”，“自天以下，地以上，曰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曰，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曰也。”
华夏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朝代的帝王比隋朝的皇帝西巡走得这么远，也没有一个朝代的帝王让异族首领跪地膜拜，惟有大隋皇帝。
当时的隋朝是走出的帝国，是中国民族是开放的高傲民族。以至于有人感叹“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突厥的单于已经投降入朝朝拜了，我上哪去打仗觅取战功？
单于入朝谒比起单于夜潜逃来更显示华夏帝国的强盛，不战而威。
华夏需要尚武精神，而且少不得尚武精神，所以当李贤提出要为尚武精神，树碑立庙之时，杜睿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武，谁与相对，灭。
武，谁与不从，伐。
武高则国威，武高则民傲。
第六百一十一章 军神庙
军神庙，大明宫内佐邻凌烟阁和忠烈祠之畔，供奉着华夏有史以来，在维护国家统一，反抗异族的战争中，立下过卓著功勋的民族英雄。
中华民族的正统，自然是中原躬耕文明。伟大的华夏祖先们，为后世子孙创造了这片山水河流，据说大禹治水，将洪水漫天铺地的景象，变成了大河援引向海流，于是有了黄河。华夏文明就是在这里诞生的，黄河对与华夏母亲河的称号当之无愧！
无数年来，炎黄子孙在这里躬耕，在这么渐渐成长，于是华夏二字渐渐从部落联盟融合成了一个统一的氏族。依山傍水，在黄河、长江这两条母亲河间，诞生了华夏文明。
但是，文明必然引来破坏。
华夏五千年，几乎所有的破坏来源于北方狼族，西方、南方虽有蛮夷，却不见骚扰，可见北方的狼族始终是横亘在华夏史上的一道大山。
汉人文明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过程，就简化了整个的华夏史。
军神庙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战国年间秦国的武安君白起，他虽然不曾在对外战争中，为华夏民族立下功勋，但是长平一战，虽然有人称他为人屠，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一场大战，为华夏民族大一统，创造了先机。
长平大战爆发之后，白起面对鲁莽轻敌、高傲自恃的对手赵括，决定采取后退诱敌，分割围歼的战法。他命前沿部队担任诱敌任务，在赵军进攻时，佯败后撤，将主力配置在纵深构筑袋形阵地，另以精兵五千人，楔入敌先头部队与主力之间，伺机割裂赵军。
赵括在不明虚实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进攻行动。秦军假意败走，暗中张开两翼设奇兵胁制赵军。赵军乘胜追至秦军壁垒，秦早有准备，壁垒坚固不得入。白起令两翼奇兵迅速出击，将赵军截为三段。赵军首尾分离，粮道被断。秦军又派轻骑兵不断骚扰赵军。赵军的战势危急，只得筑垒壁坚守，以待救兵。秦王听说赵国的粮道被切断，亲临河内督战，征发十五岁以上男丁从军，赏赐民爵一级，以阻绝赵国的援军和粮草，倾全国之力与赵作战。
赵兵断粮，饥饿不堪，甚至自相杀食。赵括走投无路，重新集结部队，分兵四队轮番突围，终不能出，赵括亲率精兵出战，被秦军射杀。赵军大败，四十万赵兵投降。白起与人计议说：“先前秦已攻陷上党，上党的百姓不愿归附秦却归顺了赵国。赵国士兵反复无常，不全部杀掉，恐怕日后会成为灾乱。”
于是使诈，把赵降卒40万全部坑杀，只留下二百四十个年纪小的士兵回赵国报信。秦军先后斩杀和俘获赵军共四十五万人，赵国上下为之震惊。从此赵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彻底失去了与秦国争天下的资格，华夏大地也因此一战，加速了统一的脚步。
排在第二位的是战国年间赵国的李牧。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取得显著效果，使军事力量大大增强，屡败匈奴等北方胡人部落。但到了惠文王、孝成王时期，匈奴各部落的军事力量又得到恢复并强大起来，不断骚扰赵国北部边境。李牧便被赵惠文王派往北方独当戍边之责。
李牧常居代地雁门郡，根据实战需要，他设置官吏僚属，当地市租全部交入幕府，做为军费。他厚待战士，每天宰杀数头牛犒劳士卒；他注意提高战斗能力，每天教练士卒骑射；他有严格的防守措施，挑选派出人员侦探敌情、随时发出报警信号。他和军民约定：一旦匈奴人侵，未得出击号令，一律速将人马物质全部退入堡垒固守，不得轻易出击。这样坚持数年，军队无任何伤亡损失，形成了一支装备精良而素质极高的边防军。
但匈奴却以为李牧胆怯，军卒中亦有人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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