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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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年前或（更早一些）30年前写的著作相比，是大为逊色了。但是，马歇尔1871年前后写的现存最早的手稿，碰巧是讨论他的货币数量理论的。这是说明他的思想从1867年和1877年之间始终保持前后一贯的一个极好例证。他的《货币、信用与商业》的第一部分，第四章的全部内容就是由此而来，它论述得极为全面，在解释和说明方面精雕细刻，这是他在50年后所无法达到的。我并不清楚他在《当代评论》上所发表的文章中，以及在对金银委员会的证词中所体现出的主导思想是何时树立的。不过，在《工业经济学》中已经有了关于“商业危机”的段落，他在回答贸易萧条委员会的问题时也引用了这些段落，这表明，在1879年他就已经怀有同样的想法了。下面，我将一一列举马歇尔在货币理论方面所做出的最重要和最具特色的创见。
（1）把货币数量论当作一般价值理论的一部分而对它进行阐述。他总是强调，货币的价值一方面是货币供给量的函数，而一方面又是货币需求量的函数，而这种需求量是以“每个个人保证能够随时购买的商品量的平均储存量”来度量的。他进一步解释了个人如何在货币与其他财富形式之间进行比较、寻求平均，从而确定自己持有的货币量。“（他在前面提到的1871年手稿中写道）英国全部货币的交换价值与社会成员希望能够随时购买到的商品量的总额相等。这样，在银币通货制度下，如果我们已知流通中的全部银币的盎司数，就可以计算出每盎司的银所代表的其他商品的价值；这只须以前面所说的商品总量除以总的盎司数就可以了。假设平均说来，社会中的个人希望能够随时购买的商品数量占他的年收入的十分之一，那么，这时如果流通中只存在银币这一种通货，英国的货币价值就会等于全国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如果人们的习惯改变了，为了以其他方式获得财富，在购买力增加时并不急于购物，比如说，如果平均说来每个人希望能够随时购买的商品数量只占他的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那么当流通中的银币数量不变时，它就不能保持原有价值，其价值会下降。这时，工业用银就会增加，而银矿的产银量将会有所减少……”
他指出，这种方法的最大优越性就在于避开了“流通速度”这一笨拙的概念（尽管他能够准确地说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我们试图在‘流通速度’和货币价值之间建立联系，那么问题就会错综复杂。穆勒先生对这个难处一清二楚（《政治经济学》第三部分、第八章、第三节的后半部），但他并没有给出解决办法。”有时，人们由于对货币缺乏信任，不愿意持有它，而造成价格上涨——这种现象由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而备受人们关注——对于这种现象的前因后果，马歇尔也曾做过详细说明。他也清楚，价格水平与商业循环相伴相随，它与公众愿意持有的“即时支配”额的波动相关。
（2）“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的区分，以及货币价值波动时，这一区分对于信用循环的意义。对此所作的明确说明，我认为最早是在《经济学原理》（1890年）第六部分，第六章（结尾注释）中。
（3）现代信用制度下，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影响价格的因果顺序，以及贴现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这方面，人们常常引用以及中学生们可以参考的唯一的详细论述，是马歇尔1887年为金银委员会所作的证词（尤其是证词的前半部分），再加上他1899年为印度通货委员会所作的证词。这些本来是货币理论最基础的内容，但在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学生们只能从呈交给那些对一时的实际问题感兴趣的政府委员会的问答式文字中找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
（4）阐明了“购买力平价”是决定不可兑换货币在国家间兑换比率的理论。实质上，这一理论应归功于李嘉图，卡斯尔教授以适于现代情况的方式对李嘉图的理论进行了重新表述，但马歇尔的备忘录在此之前已经发表了。这份备忘录附于他为金银委员会所作的证词（1888年）之后。这个理论在他于1899年提交给印度通货委员会的结论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下面是马歇尔对金银委员会发表的意见的一段摘录，它说明了他的理论梗概：“设B国有一种不可兑换的纸币（如卢布）。在每个国家，货币价格都取决于货币量与它发挥的功能之间的关系。随着贸易的进行，黄金对卢布的比价将达到A国的金价与B国的卢布价格之间的比率（考虑运费因素）。”
（5）编制指数的连续法。他在“总体价格水平波动的解决办法”（1887年）的最后一部分（标题为“如何估计一个单位的购买力”）中的一个脚注中，首次提到了这一方法。
（6）建议在金银混合本位制的基础上实现纸币流通（与李嘉图的“对建立一种既经济又安全的通货的建议”一脉相承）。这一建议最早见于他在1886年对商业萧条问题政府专员的回答中。他争辩说，普通的金银复本位制将会慢慢成为变相的金属本位制。（他继续说道）我认为，如果我们将要因为金银复本位制而大吃苦头的话，那实在是我们自找的……我的替代方案取自他的（李嘉图的）简单方案，就是要把比如说是2000克的银条与100克的金条结合起来，同时政府随时准备买入或卖出成对的金条和银条，从而确保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维持稳定……这一计划可以在任何一个国家启动，而不必等待其他国家的协同。”
他并不是在促使马上采用这种本位制，而是旨在向世人说明它起码要优于金银复本位制。这一建议又先后在他1887年的文章“总体价格水平波动的解决办法”和1888年对金银委员会的证词中重现。
（7）建议编制便于长期合同选用的按物价指数计算的官方币值标准表。这一建议最早见于一篇论文的附录中，这篇论文探讨了解决就业不连续状况的对策，于1885年马歇尔在“工业补偿会议”上宣读。1886年，他在对商业萧条问题政府专员的答辞中重申了这一建议，并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他写道）工业运转之所以缺乏连续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不知道一个英镑在一段时间以后还能值多少钱……如果采纳了经济学家们长久以来一直呼吁的一项计划，由此造成的严重影响就会大大减轻。我提出这一对策并不是要求政府自已经营实业，而是希望它能够为实业提供帮助。它应该公布币值表来跟踪黄金购买力的变动，这将方便合同在签订时按照固定的购买力单位确定报酬……因为合同的双方都是自由地做出选择，所以无论是对于利息支付的几乎所有合同，还是对于偿还贷款的合同，关于地租的合同以及涉及工资和薪水的合同，这种恒定的一般购买力单位都是适用的……我要强调的是，这一建议与我们的货币流通形式无关，并不要求它加以改动。我得承认，对于国际贸易，这一建议很难行得通。但是，作为国内商业的稳定因素，它的作用是极其重大的，而且它实行起来非常简便，也不会像政府干预企业那样引发弊端。鉴于此，我冒昧地恳请诸位密切注意这一建议。”
在前面曾提到的“总体价格水平波动的解决办法”这篇出色的论文中，马歇尔又深入阐述了这一重要的建议。这篇论文前三部分的标题分别是：（1）“价值标准波动的弊端”；（2）“贵金属不是一种良好的价值标准”；（3）“价值标准与金或银无关”。马歇尔在写作时有一个独特的习惯，就是喜欢把那些最新颖、最重要的内容放在脚注里。下面这段文字就是对这篇论文中一个脚注的摘录：“我想，每一项旨在控制货币供给从而维持币值稳定的计划都应当是仅限于国内而非国际性的。我将引证两个计划来说明这一点，尽管我不赞同其中的任何一个。第一个计划中，货币是不可兑换的，这时只要一英镑的价值超出了一个单位，政府部门就会自动地购买公债从而投放货币，相反，当一英镑的价值不足一单位时，就应当售出公债从而回笼货币……另一项计划中，货币是可兑换的，这时一英镑的纸币将有权要求政府部门按照现时的金价和银价兑换成半单位的金和半单位的银。”
《经济学家》对金银混合本位制和备用币值标准表进行了嘲讽，而马歇尔总是过分担心被指斥为脱离实际或凌驾于“实业家”（这种传说中的怪物）之上，因此他就没有继续坚持。
五
我在前文中曾经承诺，要挖掘出马歇尔推迟出版他的图解方法、对外贸易理论以及货币与信用原理等成果的原由。在这些原因中，许多都贯穿他的终生，而就其结果来说，有些是有益的，有些是不利的。让我们先来探讨那些有益的。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马歇尔很早的时候就已认识到，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本身并无多大价值，对于做出切实可行的结论也无多大帮助。其全部价值仅在于对当前的经济生活进行解释。这就需要对工商业的实际状况进行深入了解。然而这些具体事实以及它们与个人的关系总是处于不间断的迅速变化之中。马歇尔在剑桥的就职演说点明了他的立场：“当代经济学在观点上的转变是由于人们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人本身也是环境的产物并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本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学家们所犯的主要错误并不在于他们对历史和统计的忽视，而在于他们把人看作一个定值，而几乎不去关心他的变化。因此他们认为供给与需求的作用是机械的、不折不扣的，这与实际情况大不相同。他们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看到工业中的常规和制度是多么易于变化。而社会主义者们总是用过于强烈的方式感受事物，他们对人类行为的隐秘动机有所了解，这正是经济学家们所忽略的。有一点李嘉图和他的主要追随者们并未向世人讲清楚，甚至他们自己也并不十分清楚，那就是他们所建立的体系并不是普遍真理，而是在发现某些真理时加以普遍应用的工具。我认为，只有经济学核心的分析框架具有高度的、超越的普遍性，而没有哪一条经济学教条具有这种普遍性，因为它们本身并不是实际真理，而是探索实际真理的工具。”
马歇尔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他的经济学前辈们的错误危害最甚的时候，他所持的观点以及对他们所持的反对态度自然而然地使他不愿意在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之前就发表那些孤立的经济学专论。单独发表图解方法和纯理论有可能造成弊大于利的后果，因为那将会使数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在目标与方法上更加混乱，从而做出不合他本意的强调。如果不对理论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进行苦苦探索就草率地发表那些纯智力成果，人们就会纷纷效仿这种做法，他就会成为一个错误的示范。然而另一方面，要得到相关的事实依据是极端困难的——比现在困难得多。70年代和80年代，尤其是在美国，事情发展的速度超乎寻常，因而整理过的信息资料非常罕见，远非现在这样丰富。实际上，在1875…1895年的20年间，马歇尔对于事实资料的掌握以及他的经济学判断力都大有提高，所以，如果他在1875－1885年间发表那些著作，那将会比他在1885－1895年间发表逊色得多。
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一个个人性质的原因。在关键时刻，马歇尔的身体却垮了下来，而在健康有所恢复之后，他在准备课程和培养学生上花的时间又大大推延了他的写作进程。并且，他在写作时精益求精，锱铢必较，表述力求准确，这也妨碍他成为一位写作快捷的作家。他还特别不擅于把各部分合为一体以及为使各部分间相互照应而进行改写的工作。他一直试图写大部头的著作，但他缺乏运笔如飞的能力，又不能长时间地全神贯注（这正是穆勒所具备的），还缺乏一种前后一贯的整体感（这正是亚当·斯密所具备的），而这些对于一部宏篇巨制的圆满成功都是必备的条件。
前面已经指出，他认为经济学不可能达到极致状态，同时现实世界的变化是日新月异的，而他在文字能力上又有所局限，也不能用大量的闲暇来著书立说，正是这些原因使他放弃了先写独立专著再将它们合为一部宏篇巨制的想法，这难道说不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决定吗？我认为是的，正是那些障碍与不足之处导致了这一点。
对于那些尚且健在的同代人，马歇尔很清楚自己在能力上的巨大优势。他在1885年的就职演说中说道：“12年前，英格兰拥有或许是最才华横溢的一群经济学家，像他们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