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第119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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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新都的路上，裴承毅的心情渐渐平静了下来。
对他来说，问题已经解决了，接下来要做的，只是按照王元庆的提点，给心怀叵测的俄罗斯一点点希望。
第15章 论争
虽然身在深山，久不闻政事，但是王元庆判断局势的能力仍然无与伦比。
他在餐桌旁与裴承毅讨论国际局势的时候，数千公里外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由俄罗斯总统保尔金·伊万诺维奇·契力亚科夫亲自召开与主持的俄罗斯军政高层秘密会议已经持续了近10个小时，还没有结束的意思。参加这次会议的，至少都是部长级官员，或者少将以上级别的军人，而且个个身居要职，其中有副总统乔德诺维奇、总理伊柳申科、国防部长杨基奇、外交部长奥尔加科夫、俄军总参谋长乌里杨诺夫大将、副总参谋长普罗维茨金上将、陆军司令切尔温斯基上将、海军司令索诺科夫上将、空军司令克拉丘夫上将、天军司令杜可夫上将等人。从与会人员就看得出来，这绝对不是一次简单的高层会议，而是以军事为主要话题的战前会议。值得关注的是，在会议上起主导作用的不是众多将军，而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俄罗斯总统契力亚科夫。
在俄罗斯，契力亚科夫绝对是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早在2018年，20岁出头的契力亚科夫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前往伊朗，先后在阿巴丹、阿瓦士与安迪梅什克协助伊朗军队作战，三次荣获伊朗最高精神领袖亲自颁发的“伊斯兰荣誉勋章”。可惜的是，这些经历并没对外公开，更不为俄国人所知。
2022年，契力亚科夫光荣回国，并且荣升俄罗斯陆军上校，成为近10年来，俄军中最年轻的上校。因为在伊朗的出色表现，以及精通两门外语（波斯语与英语），所以回国的第二年，契力亚科夫就被俄罗斯国家安全局（苏联解体之后，由KGB改组而来的俄罗斯头号情报机构）看中，成为情报人员。
必须承认，每个人都会受命运左右。2023年7月，也就是契力亚科夫加入俄罗斯国家安全局之后不到2个月，第三次车臣战乱爆发，得到CIA、MI5、SAS等西方情报机构秘密支持的车臣叛匪卷土重来，在10天之内控制了格罗兹尼，攻占了郊外的俄军军营，毙伤俘俄军官兵近千人。因为在伊朗参加了数场城市战，而且在伊斯兰国家生活了好几年，所以契力亚科夫在8月初跟随第一批内务部队赶赴车臣。从此开始，这位“伊朗英雄”登上了俄罗斯的历史舞台。
第三次车臣战争打得很激烈，却并不惨烈。虽然美国当局摆明借此打击俄罗斯，报伊朗战争的一箭之仇，遏制俄罗斯的崛起势头（随后爆发的半岛战争则针对共和国），但是美国当局却挑错了时间。暂且不说俄军中有不少官兵参加过伊朗战争，特别是部分中层军官与军事顾问的身份，协助伊朗军队打了好几场战役，对城市战有了新的认识，以当时俄罗斯的国内局势，即俄国军民的奋发图强、共同抵抗大萧条的斗志，就算美国情报部门提供全面支持，车臣叛匪也难成气候。
对契力亚科夫等一大批俄罗斯少壮派军人来说，这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仅在契力亚科夫的这届政府中，参加过第三次车臣战争的就有总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与四军司令，副总统与外交部长当年也参加了与第三次车臣战争有关的外交谈判。在契力亚科夫之前的历届政府中，大部分高级官员都与第三次车臣战争有瓜葛。
用一些欧洲新闻媒体的话来说，第三次车臣战争是俄罗斯军政两界的试金石。
因为涉及到总统个人隐私，所以契力亚科夫在第三次车臣战争中做了多少贡献，至今仍然是个迷。只有一点可以肯定，正是这场战争，让这位原本应该在国家安全局默默无闻的工作一辈子的年轻人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了万众瞩目的政治新星。更重要的是，契力亚科夫的经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俄罗斯的中兴元勋，在本世纪初领导俄罗斯走向复兴的前总统普京。
正是如此，第三次车臣战争之后，契力亚科夫的仕途可谓平步青云。
2027年，刚刚30岁的契力亚科夫就成为了俄罗斯国家安全局的首席副局长，并且在当年兼任了俄罗斯总统的特别安全顾问。3年之后，契力亚科夫以总统特使身份前往印度，与才刚经历了藏南冲突、正在积极扩军备战的印度达成了一份秘密协议，不但帮助印度修复了大批俄制武器装备，还拯救了数百家濒临倒闭的俄罗斯企业，并且改善了俄印关系。印度战争结束后，契力亚科夫以俄罗斯谈判团主要代表的身份参与了全面核裁军谈判，并且积极主张以强硬立场捍卫国家利益，赢得了俄罗斯高层与军民的信任与支持。《伦敦条约》签署之后，年已40的契力亚科夫回到莫斯科，先是担任国防部长助理，接下来的半年之内，连续升迁3次，当年年底，在国防部长因病辞职之后，之前在国防部并无多大作为的契力亚科夫超越了众多竞争对手，由总统钦点出任国防部长。2044年，契力亚科夫不但再次出任国防部长，还以国防部长的身份进入俄联邦高层。这一年，他才45岁，为俄联邦高层中最年轻的一个。到这个时候，契力亚科夫在俄罗斯政坛的领导地位得到确认，出任俄罗斯总统成为时间上的问题。2048年，契力亚科夫成为新政府总理，由一名军事性领导人逐步向全能型领导人过渡。
4年之后，即2052年，在俄罗斯振兴党（俄罗斯最大的政党，也是独立以来唯一的执政党）的全力支持下，契力亚科夫在几乎没有挑战的情况下，顺利当选，成为俄罗斯第16届、也是第9位总统。
严格说来，当选总统，只算得上是契力亚科夫政治生涯的新起点。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受前任总统、以及各种遗留问题影响，在第一届任期内，契力亚科夫的表现并不出色，政策以保守为主，与选民的强烈改革愿望南辕北辙，甚至一度遭到俄罗斯民间舆论的强烈质疑。正是如此，在2056年的大选中，契力亚科夫不但承诺将力推国内改革，还在大选开始前策划了哈萨克斯坦军事政变，并且以出兵的方式让选民相信，他不但是一个锐意改革的总统，还是一个强硬派总统。
出兵哈萨克斯坦，即成就了契力亚科夫，也将俄罗斯推到了毁灭边缘。
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2056年初，也就是哈萨克斯坦军事政变爆发前一周，契力亚科夫就离开了莫斯科，秘密前往位于乌拉尔山区的俄军战略指挥中心（留在克里姆林宫的是他的替身），而在军事政变爆发前24小时，契力亚科夫签署了一道绝密令，即在共和国出兵干预，并且与俄军交战的情况下，俄军可以抢先发起战略打击。受该命令影响，军事政变爆发的时候，俄军战略部队已经进入战备状态，数百枚弹道导弹随时都能发射升空，数十架战略轰炸机升空待命，数艘战略核潜艇在巴伦支海游戈待机。总而言之，大有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态势。也许正是受此影响，危机关头，共和国的领导人才冷静应对，没有迈出致关重要的一步，使战争延迟了好几年。
毋庸置疑，契力亚科夫是这场明争暗斗的最大受益人。
问题是，作为军人出身的总统，契力亚科夫不可能不知道，他的鲁莽行动已经将俄罗斯推到了共和国的对立面上，共和国没有在2056年出兵哈萨克斯坦，不表示共和国不会在未来拿俄罗斯开刀。因为在印度战争之前，契力亚科夫曾经以特使身份多次访问北京，甚至在北京居住了一段时间，所以他对东方文化有所了解，深知“隐忍之道”。在他看来，共和国当局越是隐忍，对俄罗斯的愤恨就越是强烈。日本、印度都是俄罗斯的前车之鉴，共和国决意复仇之日，就是俄罗斯的国难日。
受此影响，再次当选之后，契力亚科夫开始不遗余力的加强军备。
实际上，在此之前，契力亚科夫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
往前追溯的话，俄罗斯与美国秘密同盟，也是契力亚科夫的功劳。虽然这很难让人理解，因为在大部分人看来，一个在伊朗战场上与美军作战、在车臣与美国情报机构交手、在裁军谈判中与美国钩心斗角的政治家，怎么也不可能把美国当成盟友，但是别忘了，在政治家眼里，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在担任安全局首席副局长的时候，契力亚科夫就主张与美国修好，借助美国的力量巩固俄罗斯在亚欧大陆上的地位，从而抗衡正在积极扩张的共和国。
可以说，契力亚科夫能够平步青云，受到数位总统重用，与他的这一观点不无关系。
虽然伊朗战争将中俄友好关系推上巅峰，当时甚至有人认为，为了抗衡美国，两个相邻的大国会秘密结盟。但是常言说得好，盛极必衰，巅峰之后就是下坡路。从本质上讲，共和国与俄罗斯能够友好相处，原因只有一个，即面临共同威胁。准确的说，伊朗战争前，面对美国的霸权，共和国与俄罗斯都难以自保，只有积极合作，才能获得一席之地。伊朗战争之后，美国霸权衰落，共和国蒸蒸日上，加上全球性大萧条产生的影响，共和国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自然走到了尽头。
客观的讲，谋变的不是俄罗斯，而是共和国。
虽然在哈萨克斯坦事件之前，共和国并没直接挑衅俄罗斯，甚至在某些关系到两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有所顾忌，比如直到裴承毅上台，共和国都没有吞并蒙古。但是出于本身利益需求，在一些与俄罗斯有关的问题上，共和国就没那么客气了。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是针对印度的3场战争。要知道，在俄罗斯的全球战略中，印度绝对不是一个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棋子，而是俄罗斯最重视的友好国家之一，其地位甚至在共和国之上。可以说，在共和国必须借助印度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大前提下，与俄罗斯的关系、特别是基本层面上的关系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在2015年之后与共和国的国力差距日益悬殊，恐怕俄罗斯早就动手了。
问题是，在2035年之前，能够准确认识到这一点的俄罗斯人并不多。
不管怎么说，印度战争之前，中俄关系还是以合作为主。更重要的是，受全球性大萧条的影响，俄罗斯还得借助共和国、或者说依靠共和国的庞大国内市场，不然俄罗斯的经济将遭受灭顶之灾。
正是如此，印度战争之后，契力亚科夫才进入了俄罗斯高层决策圈。
由此可见，契力亚科夫并不是天生的亲美份子，甚至算不上货真价实的亲美派，可他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大俄罗斯主义者”，在他眼里，俄罗斯的利益高于一切，为此可以做出任何事情来。
虽然对共和国来说，契力亚科夫绝对是个不受欢迎的家伙，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他比那些主张倒向美国的亲美份子可爱得多。不管怎么说，契力亚科夫不会为美国卖命，更加不会为了美国的利益出卖俄罗斯。说得更直接一点，如果对俄罗斯没有好处，他肯定不会兑现秘密同盟条约。
问题是，在俄罗斯，像契力亚科夫这样的政治家已经非常少见了。
别说那些在第三次车臣战争后出头的新生代政治家，很多与契力亚科夫同时代的政治家都主张完全投靠美国，不再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战略。这些政治家认为：短期之内，俄罗斯很难具备与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全球争霸的条件，国际影响力甚至连欧盟都比不上；俄罗斯要想崛起，除了积极发展壮大之外，还得充分利用两强争霸的有利局面，抓住一切机会推动世界局势大变革；只有在共和国与美国两败俱伤、全球局势重新洗牌之后，俄罗斯才有权会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因为俄罗斯与共和国接壤，加上历史积怨，所以帮助共和国取代美国不会给俄罗斯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把俄罗斯置于绝境。只有协助美国击败共和国，并且让美国大伤元气，对俄罗斯才最为有利。
暂且不说这一观点是否正确，至少在契力亚科夫看来，这等于把俄罗斯置于风口浪尖。
受此影响，从2056年初，即出兵哈萨克斯坦之后，俄罗斯当局就在要不要主动与共和国翻脸的问题上争执不休。
以契力亚科夫为首的“务实派”认为，在大变革时代，俄罗斯应该退守二线、稳守成果，而不是当出头鸟，更不应该主动挑衅共和国的霸权。只有在美国与共和国开战之后，俄罗斯才能侍机而动，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参战。以副总统乔德诺维奇为首的“理想派”认为，如果没有俄罗斯的支持，美国不可能击败共和国，而美国战败，等于俄罗斯战败，所以为了俄罗斯的未来，应该更
